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公共危机发生。最大限度的社会信任与宽容、社会网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积极培育社会资本,推进危机治理。培育社会资本就要完善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公信力,建立社会信任;推进公民社会发育和教育创新,搭建社会互动网络平台。     

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建构

实现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目标与难点。如何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是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基于治理理论视野,提出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五大机制:推行公共危机治理公民参与的责任机制;建构公共危机治理的公民教育机制;优化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动员机制;建建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沟通机制;建建志愿者及其公民组织制度化参与机制。     

公民资格的发展对治理的影响

市场、国家和社会构成当代资源分配与风险分担的三大治理机制,与这三个领域相对应的公民资格诸权利,与公共精神通过责任和信任编织的社会资本网络一起,发挥着塑造治理模式的作用。公民资格作为国家与其个人成员之间的制度联结和价值纽带,将参与内化为其必要机制,引导公民围绕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所采取集体行动。公民资格的发展使不同领域行为网络之间在资源分配和风险抵御过程中的功能互补,并按照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着公共治理的方向、手段和制度安排。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路径构建

公民参与是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实践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公民在参与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非理性参与、沟通不畅、能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导力量,理应从保证公民理性化的参与、畅通信息沟通的渠道、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的有效激励机制来培养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等方面解决问题,以促使公民与政府直接、有效沟通,增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效能。     

公民科学：风险社会下知识专家与民主治理关系的重构

科技社会对民主治理的可行性提出了挑战；而风险社会也使得专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如何处理民主治理和科学治理之间的紧张性关系，关系到民主能否在风险社会得到拯救和复兴。公民科学这一理念的引入把地方性知识以及民众的社会文化理性等带到公共决策中来，很大程度上重构了民主治理与科学治理的关系。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区域公共治理中的公民社会成长:意义、问题与路径

区域公民社会成长有利于实现区域公共治理价值区域化、促进区域公共治理方式变革、推进区域公共治理资源的整合。当前区域公民社会成长中存在着组织跨地域融合不够、运行机制自主性不够、公共治理功能欠缺等问题。为此,需要构建区域公民社会的身份认同体系、权能规范体系、自治发展体系、功能拓展体系,以促进区域公共治理中区域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治理功能的完善。     

民主的流失与重构——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向度思考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危机治理都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单向治理,这种治理模式有助于迅速控制危机事态,缓解危机,并为危机治理提供效率上的支持。但是在公共危机中,因为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导致的泛效率化倾向与与行政集权容易使民主生存的空间被挤占。那么在此语境下,将危机治理的效率价值与民主诉求通过程序进行整合,建制法治民主,并实现政府、公民和社会团体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与协作,以此来彰显民主的价值诉求,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之意。     

日本治理公共危机的体制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日本作为现代型的发达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治理体制,积累了许多危机治理经验。有效分析和总结日本治理公共危机的体制经验。对于提高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和生命损失,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大陆地区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尺度,而地方治理理念及分权化的制度设计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地方治理是公民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公民参与是地方治理的核心内容。地方治理的发展水平及治理能力和公民参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困境需要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人类已进入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和危机业已成为社会常态。如何治理各种风险导致的公共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各类公共危机,必然需要各类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政府还担负着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责任,主要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掌舵性责任、风险预防的前瞻性责任、各方协同共治危机的统筹协调责任以及承担公共危机治理失败的最大责任等。要促使政府尽责,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责任机制。     

社会资本视阈下基于“枫桥经验”推进邻避治理研究

"枫桥经验"是新时代国家坚持发展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经验。"枫桥经验"蕴含并培育丰富的社会资本,后者有利于开展理性沟通、推进集体行动、提升制度绩效,是"枫桥经验"有效运行且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分析"枫桥经验"与社会资本的内在关系,对邻避治理具有重大启示作用。邻避治理危机实质是社会资本危机,坚持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本秩序与社会结构中培育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公共信任、促进有效沟通,引导参与合作、拓展决策网络,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治理效能,实现邻避困境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资本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资本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着良好的契合性,它所包含的社会普遍信任、互惠互利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内容,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资源,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围绕社会资本的三个核心要素: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对社会资本进行整合和重构,有效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有利于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和效率、增强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处于较低水平且面临许多困境。因此,应多种途径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渠道,规范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行为。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善治问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加速发展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但是,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我国政权的性质和谋求发展的政策取向决定了我国对善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对于我国善治的普遍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理论回眸与简要比较

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理论渊源均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但是对公民文化理论的系统研究则相对较早,是在行为主义政治学时期;而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系统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理论都是强调一个实现良好治理的公民社会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意义。本文在对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理论进行回顾与梳理的基础上,对这两种理论加以简要的比较,从中尝试发现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的一些异同点。     

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化及路径分析:从解释到运用

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推动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性转化,需要重新定位价值、制度和技术三者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克服转型时期的"中层塌陷"困境。本文梳理了公共危机的认知路径与传统,并从这三个视角检视了我国应急管理发展的历程与特点,提出了转型时期危机频发的"中国问题",剖析"传统应急管理"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的差异,最后就构建本土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框架、实现应急管理转型提出具体路径与建议。     

政府危机治理中公民有序参与之路径选择

在政府危机治理中,应运用治理观念改造政府、制定专门的危机治理法律法规、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机制、提高政府官员引入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等途径,实现公民有序参与危机治理。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区域公共治理

目前,我国内向型行政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区域公共治理离不开信任、对公共机构的情感及合作的意愿、公众的参与精神、公众参与网络、网络行动的规则等社会资本。这就要求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区域治理;建立社区合作网络,加强公民基层参与;推行区域政务公开制度,使多元主体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协商、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