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授权立法条款？——基于我国现行法律的分析

作为法条授权立法的唯一法律载体,授权立法条款以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为根本目标,其法律功能是将授权主体的职权立法权定向转移至被授权主体,实现立法权和立法义务的再配置。实质上授权立法条款是宪法和职权法对立法权和立法义务再配置的产物,因而只存在于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之中。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中的立法条款有执行性立法条款、创制性立法条款和变通性立法条款三种类型。按照授权立法条款的实质标准,只有创制性立法条款和有关经济特区的变通性立法条款属于授权立法条款,是被授权主体授权立法权的合法性来源。以其形式标准而言,授权立法条款的形式特点有二：一是个中立法主体不具有职权立法权;二是个中立法主体具有职权立法权但使用了“另行规定”或者“特别规定”的法律概念。     

《法律适用法》“有利于”条款实施研究

《法律适用法》中的"有利于"条款要求法院查明所有连结点所指引的实体法律规定,并进行比较、权衡、考量,最终确定有利于特定当事人的法律而予以适用,这对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外国法查明和自由裁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司法实践显示,"有利于"条款的实施确实存在着单一适用法院地法、法律选择说理不明和外国法查明过程缺失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是由"有利于"条款本身所内蕴的过高要求所造成的,表现在条文规定本身加重了法官外国法查明的负担,"有利于"条款中的"有利于"字眼的模糊性也让法官的裁量无据可依,另外,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法律选择意识淡漠和法院地法情结浓重,是造成"有利于"条款实施不佳的又一原因。目前已推进的司法改革应有助于改变"有利于"条款实施不佳的现状,细化"有利于"条款适用的参酌因素、优化现行的法律专家查明外国法的途径亦有助于突破实践中的瓶颈问题,缓解"有利于"条款实施的尴尬情状。     

经济犯罪“兜底条款”的限制解释

经济犯罪中“兜底条款”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其解释应当受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约束,并为经济犯罪基本特征所制约,以体现刑法的“二次性评价原则”,但司法解释与司法判决却有越来越扩大适用的趋势,限制解释应当是基本的司法立场与学术选择。限制解释的基本立场是,必须有作为前置法的行政法律、法规存在,经济犯罪的“兜底条款”才能进行入罪评价;行政法律针对某一事项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有的事项则没有规定,没有规定的事项,不可解释为刑法中“兜底条款”所涉的内容;“兜底条款”的范围,必须与刑法明示的内容具有行为同质性与结果同质性方可进行解释,仅有结果的同质性不能适用;对于经济犯罪中的“双兜底条款”,必须采取最严格的解释立场,以维护基本的刑法安全与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对于立法与司法解释涉及的已经远离“文本”含义射程的“其他”内容,应当自解释施行后才具有效力。对待转型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犯罪,理应坚持理性、科学的刑事司法政策立场。     

论协议管辖制度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在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英美法系国家法院有时会运用“法律选择模式”和“法规优先模式”公共政策否定管辖权条款效力;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运用诉讼法中的强行性规则限制管辖权条款在某些领域的运用,实际上也起到了与运用公共政策类似的作用;《法院选择协议公约》①明确规定适用公共政策规则。我国现行的协议管辖制度不足以维护本国法律适用及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建议在协议管辖制度中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刍议

文章在对提单背面管辖权条款的法律效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英国、美国等航运大国对待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态度及做法,然后就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法院在实践中的做法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最后针对我国司法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初步解读我国《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

贸易壁垒调查是一国就其出口产品或服务在其他国家、地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进行调查,并根据有关国内法律或缔结的条约或协定采取适当措施。目前,以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欧盟贸易壁垒条例为代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都建立了贸易壁垒调查机制。我国在加入WTO后,为保护我国出口产品或服务在其他国家不致遭受不公平的贸易壁垒,于2002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     

涉外格式合同法律选择条款——质疑与规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涉外格式合同法律选择条款扭曲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正当性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各国立法专门针对此种法律选择条款的规定较为零散和不系统，但为了保护合同弱者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以保护弱者的冲突法方法和规则对此种特殊的法律选择条款进行了规制。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涉外格式合同法律选择条款的规制均没有进行规定。我国未来的立法可以借鉴和采用《罗马公约》的“优先法”方法，美国通过赋予法官导向性自由裁量权从而追求具体案件“实质正义”的做法也可以给我国司法实践一定的启示。     

未保价快件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效力之体裁检视

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一直是未保价快递赔偿纠纷中的焦点之一,我国学界对未保价快递格式条款已有实证研究成果,但是大部分实证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文章基于自建的未保价快递案例数据库,以体裁分析为理论框架,对裁判文书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发现在认定未保价快递限额赔偿条款的效力时,法官在法律适用的逻辑上存在冲突,且在法条文本特定概念的解释方面存在争议;除适用法条之外,法官还适用事实推定规则来判定格式条款的效力,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是否为认定格式条款效力的必选语步方面存在分歧。基于上述发现,文章针对性地对各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和实务解决路径,以期为完善快递立法、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提供参考价值。     

浅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条款,从而使得在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因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需要借鉴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成功立法和法律实践,规定明确的一般条款,以应对因时而发展的各类列举情况之外的实质不正当竞争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与网络条款关系的界定

2017年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在改进原本《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之后的创新与发展,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次跨越和迈进。然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同时也为司法实践带来了全新的难题与挑战,如何看待一般条款与网络条款、如何处理一般条款与网络条款的适用关系等问题亟待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出口。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对并入提单中的仲裁条款的司法审查

对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是确定仲裁条款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其中对并入提单中的仲裁条款的司法审查是最为常见的.航次租船合同的仲裁条款并入提单,随着提单的转让,在承运人和非租约当事人的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效力问题,在相关法律和司法实践中比较混乱.仲裁条款能否并入提单,并入的仲裁条款是否约束提单持有人等都要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解决.     

刑法典中例示类法条研究

刑法典中除了规定法律要件和法效果的完全法条外,还有例示类法条。例示类法条,是指对某些法条的词句以举例和展示的方式来加以解释说明的一类法条。其可以分为纯正例示类法条和不纯正例示类法条。不纯正例示类法条中的概括条款可以充分地发挥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使刑法能"与时俱进"。     

“开瓶费”现象的法律思考

“开瓶费”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我们可以从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思考。不能笼统地认为酒店收取“开瓶费”合法与否，应结合“开瓶费”这一格式条款的作出主体、酒店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是否违反了价格法的强制规定等具体分析。我国应完善相关立法，对“开瓶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建立相应的司法救济机制。     

论不可抗辩条款与保险欺诈的法律平衡

不可抗辩条款,从时间上限制了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保护了投保方的利益,但其固有的制度缺陷有可能沦为投保人进行保险诈骗的工具.本文针对我国保险法有关不可抗辩条款的立法缺陷,提出完善的建议,以期能有效抑制我国日益泛滥的人寿保险诈骗行为.     

从实体到程序：律师伪证罪之新思考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引起的争议一直居高不下。不少律师认为该条款是悬在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对律师的歧视性规定,限制了律师的正当执业,强烈要求取消该规定。但经过对有关刑事司法实践和刑法思想的分析可以发现,刑法“306条”的规定不是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根本原因,更不是单纯对律师的歧视性规定,法律规定的粗疏、对正当程序的忽视以及司法专断思想的存在,才是一些司法人员屡屡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根本原因,应当通过对该条款的完善及有关制度的健全来确保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     

国际贸易法律文本中但书条款浅议

国际贸易法律文本中有很多但书条款。通过中国法律文本和国际贸易法律文本中但书条款的比较分析，阐述但书条款的功能、表现形式和应用，对国际贸易法律文本中的但书条款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诚实信用原则可以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吗？——与梁慧星先生商榷

以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漏洞补充时,裁判的依据不是诚实信用原则本身,而是补充法律漏洞时所创造的具体规范,否则会存在多重的自相矛盾.直接适用说曲解了授权条款的含义,混淆了裁判权源与造法权源,误将方法当成了内容.直接适用说,不利于法律思维能力的训练,还加剧了我国传统思维缺陷对中国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能力的干扰作用.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我国采取了以归责要件为核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立法模式。此种立法没有充分注意到免责要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限制作用。它仅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主要保护客体,而对其他权利缺乏周全保护。为克服这种弊端,宜采取目的性解释的方法来理解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款与归责条件之间的关系;在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之前,应优先考虑免责条款适用的可能性。建议制定以免责条款为核心的网络特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