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责任独立的理由

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基本范畴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传统责任形态相区别且并存于责任体系之中.经济法责任由竞合性法律责任和独特性法律责任构成,是一种独立责任而不是综合责任.经济法责任的客观存在性和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体现了经济法责任的独立地位.     

论经济法责任

法律责任仅仅是法律后果中的特殊否定形式,法律责任按客体不同分为财产责任、行为责任、信誉责任、人身责任和资格减免责任.法律责任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具有"公共资源性"和发展性.经济法后果具有综合性,经济法责任主体和构成要件具有复杂性,经济法诉讼具有特殊性,私法责任和公法责任都不能满足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社会本位目的的需要.     

论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指向性和多样性

有关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笔者认为，经济法责任应当是独立的，其责任主体、归责原则以及构成要件等都不同于其他部门法责任。经济法责任形式即与传统部门法责任形式相重合，又发展了独特的法律责任形式，因而在法律责任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经济法责任制度再释:一个常识主义立场

在诸如法律责任等基础性问题上形成共识是经济法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学界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仍存有分歧,甚至在偏离法学常识的立场上建构经济法责任体系,如产生综合责任或他法责任等观点。理性认识经济法责任,应区分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责任、经济法主体的责任与经济法责任之间的界限;同时要明确,法律责任设定应有限度,应考虑责任追究的可能性与实际效果。基于此,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与追究模式应因主体不同而有所区别:为管理主体设定责任应体现双罚制,对管理者本身主要追究行为责任,对其人员则可在法律责任之外施加政治责任;为市场主体设定法律责任大多时候只需单罚,仅在特定情况下才需考虑双罚,市场主体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体现为财产责任、行为责任与声誉责任的复合。     

再识“责任”与经济法

经济法责任制度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法学界论证经济法是否为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依据.法律责任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与其他社会责任分离、责任逻辑的完善、责任方式的基本定型等过程,这使得部分学者按传统法律部门作为划分标准,否认经济法责任的存在,进而否认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按社会活动领域和法律调整宗旨的标准划分法律部门,责任方式并非划分法律部门的绝对标准.经济法具有独特调整方法,其责任制度的精髓集中于"责权利效相统一"的原则.经济法责任不仅在不同程度上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方式而形成独特的责任制度,而且将责任制度前置于主体制度,增强经济责任制,形成其鲜明的调整特色.     

社会公益维护与经济法责任形式的创新——兼论经济法责任的客观性

生活中如虚假广告,缺陷产品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如何有效规制?本文提出要进行法律责任形式的创新——把发布更正广告、召回缺陷产品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以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论证此类法律责任即属于经济法责任,经济法责任是独立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责任类型,其根本特征是直接的社会公共公益性,根本目的是直接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或消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潜在威胁。     

对经济法责任的应然分析

经济法责任“应该是什么”的问题需要在新的视野和新的法理背景下展开分析,法律关系的复杂化以及“角色决定责任”的规则应予优先考虑。经济法责任由经济法所作用的社会生活领域、经济法调整的宗旨和价值追求、经济法主体的权义结构以及经济法主体违法行为的表现形态、性质等内在要素所决定,有其特定性。经济法主体依据角色、行为与后果的不同关联,各自承担不同形态的法律责任。     

经济法律责任独立性刍议

在经济法中 ,忽视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立性 ,不利于正确实施经济法的职能 ,不利于经济法实现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本文通过对现有关于经济法律责任的观点的评析 ,探讨了建立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制度的意义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建构独立的新型的经济法律责任制度的路径选择。     

经济法的法哲学思考——以经济法的责任为视角

当前,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独立性已经是毋庸置疑,但是,对于经济法是否有其特有的责任以及其责任是否具有独立性等诸多问题,学界仍然未有定论.从经济法责任的概念出发,运用比较和关联分析的方法对经济法的责任进行论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试论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立性和局限性

经济法律责任是经济法的基本法律制度 ,也是经济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经济法律责任制的研究中 ,应同时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在独立性的旗帜下 ,尽快充实和完善经济法律责任制度各要素的内容 ,尤其是责任形式的内容 ;二是要在建立和完善经济法律责任制度的基础上 ,以“奖励”与“惩罚”两种措施 ,重构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制度。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