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信任建构的当代实践路径

政治信任对国家具有独特作用,是国家和谐稳定的深层内涵。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我国政治信任安全问题凸显。为此,要提升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公信力;提升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公信力;提升社会主义政府行为公信力;提升政治发展的公信力。以上四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为转型时期的我国奠定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石,有效确保我国政治信任水平居高不下。     

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积累政治信任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任何政治集团要想取得并长期维持政权都必须赢得民众的政治信任。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获胜，无不是在民众的政治信任和支持下实现的。共产党积累政治信任的基本经验有：以实现民众物质利益确立政治信任；以保障民众权利获得政治信任；以革命理想动员构造政治信任；以良好政治形象赢得政治信任；以高超政治能力塑造政治信任。这些经验对于构建当前中国社会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具有重要启示。     

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

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开启了民主化进程,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乡村关系不正常、村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关系不和谐以及能人政治等问题.究其原因,社会环境是重要的因素.社会环境是民主发育的士壤.伴随着乡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社会由熟人社会转换成半熟人社会,而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特殊关系网络和社会分层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民主的进步,但总的来说,仍然制约着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     

乡村民间组织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乡村民间组织作为农村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力量。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乡村民间组织对于培养农村居民的公民精神、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促进基层民主制度发展、加快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推进农村社会管理走向善治和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公平感、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本文借助分位回归模型探讨了政治效能感和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正影响性随政治信任分位点的上升而下降。在政治信任水平较低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可以提升政治信任水平。而在政治信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社会公平感程度与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政治信任水平处于较高水平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则会加强社会公平感和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提升政治信任的政策建议。     

实现政治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政治是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也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和谐政治是政治系统内在和外在关系的平衡、协调的状态和过程。从政治社会化、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等途径,可实现政治权力和谐、政治制度和谐、政治文化和谐、政治关系和谐、政治秩序和谐。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和谐,应通过建立有序的竞争机制实现机会的均等,建立民主政治体制依法治国,以维护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     

论和谐政治关系建设

政治关系是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应通过构建和谐党政关系、和谐党群关系、和谐政党关系、和谐军政关系、和谐民族政治关系,实现政治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关系、政治权利关系三者的和谐,从而达成政治关系的和谐。     

政治信任视角下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研究

转型社会是我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对公安机关执法理念、工作机制以及行为方式造成结构性压力。构建以警民信任为核心的和谐警民关系是纾解当前公安工作压力的关键举措。政治信任理论是探寻政治权力与民众权利张力、规设政治权力与民众权利关系的综合性、应用性分析框架,其为当前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实践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与理念启示。     

论参政党参政能力的提高——以理顺政治体系的关系为视角

提高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其中重要的一环是理顺政治体系。目前参政党与其他政治体系的关系基本处于和谐状态,参政党参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人民政协,在利益群体中共同发挥作用。但参政党参政能力要想得到提高,必须进一步理顺其与其他政治体系的关系。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和谐为主线

和谐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标志。凡事都要讲和谐,思想政治工作同样也不例外。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以相互沟通为基础的,采取行政性、命令性的方法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抵触和对抗。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教育者必须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这样才能赢得信任和拥护。被教育者也应当积极地通过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相互沟通了解,双向交流,以"和谐"贯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确保收到实效。     

基于公共政策视域下的政治信任建构之研究

从公共政策视角探讨政治信任,对于提升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政策视角下,政治信任主要包括政策问题建构信任、政策规划信任、政策执行信任、政策评估信任以及政策终结信任五个方面.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各个环节中.提升政治信任的途径主要有:建立和完善政策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机制,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政策决策机制,厘清府际关系和完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和发展第三方评估等.     

政治信任、情绪感染与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力是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焦点及难点问题。依托计划行为理论和情绪感染理论，提出了考虑情绪感染调节作用的政治信任与政策执行关系假设，并基于162份有效样本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显示：(1)政策受众者对政府、政策、官员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其对政策执行效果(尤其是经济绩效)的认知。(2)政策受众者的情绪感染力，会不同方向地干扰政治信任程度与政策执行效果认知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情绪感染对政治信任与行政绩效关系发挥了部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政治信任与经济绩效关系发挥了部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政党制度与政治和谐

政治和谐是指政治关系的和谐,是政治权力主体和政治权力客体的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或秩序。从政党制度的角度来看,要使一个国家达至政治和谐的状态,必须要有和谐的政党关系、和谐的政治参与、和谐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当下中国,民众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相当明显,这种政治信任结构虽然说明政权合法性依然牢固,但是地方政府缺乏民众信任却影响了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政治稳定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这种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文章从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制度主义三个角度对民众偏信中央政府进行了解释,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与经济增长机制三个方面对形成这种“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的生成机制和生成结构进行了解析。     

浅议作为政府信任基石的政治信用

政治信用就是当政治发挥对社会的调节机制功能时,体现出对人类社会的正义、公正、平等、民主、和谐等精神和原则的追求及维护,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当前,我国政府在政治信用上总体是好的,但也有缺陷。要提升政府信任,必须探索政治信用建设的途径,力争以民主政治建设、法律制度建设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来加强政治信用建设。     

论和谐政党关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构建和谐的政治关系,和谐的政治关系需要发展民主政治。政党关系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基础。政党关系和谐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汇聚人心、凝聚力量。政党关系和谐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本质属性,多党合作制度为正确处理我国政党关系提供了基本依据和规范。巩固和实现我国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根本在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和谐政治: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

和谐政治就是政治系统诸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外在环境之间关系的平衡、协调的状态和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地要求建设和谐的政治。和谐政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作用。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建设和谐政治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宗族认同、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宗族政治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宗族规模的大小不仅影响族群认同及族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在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方面,大姓和小姓家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小姓家族却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从根本上讲,农民政治信任的宗族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对宗族的排斥态度所导致。因此,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亟需在国家(政府)与宗族之间形成较稳定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从而构建体制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之间的和谐局面。     

实现政治和谐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和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目前不和谐的党政关系、党群关系、政企关系和低水平的民主监督,已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障碍。为促进政治和谐,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改革与创新。     

仪式、关系与基层治理中的政治信任机制建构——以“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为例

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弱化趋势。由各地党委和政府推动的干部下乡活动可以视为政府自我调整或矫正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它既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当代延续,也是维稳政治的现实需要,更是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路径之一。如果将干部下乡活动作为国家＂政治仪式＂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旨在建构政治信任的＂仪式＂背后国家权力的运作策略和机制以及＂仪式＂展开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意外后果。而以＂关系＂的视角从微观上考察这一下乡活动,我们发现,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困境不仅来自于＂关系＂双方主观方面的理性计算,也来自双方客观上的社会距离,更在深层次上与某种泛家族主义观念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