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行动指向、适宜条件与结构框架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一种嵌入企业精细化管理理念的创新服务模式,相较于传统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民众满意"和"质量至上"是其明确目标,具有精准识别对象、精度适配模式、精细管理过程和精益评估绩效等显著特征。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以人的最终诉求为行动指向,通过创新社会体制机制、稳固治理基础,运用标准化、智慧化、专业化的治理工具,兼顾精准性、全程性、统筹性、考核性的治理要求,实现政府、市场、社会、民众协同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的供给治理格局。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宜适性是对精细化治理是否适合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初步判断,由精细化治理效能、治理供给力、治理驱动力和治理引导力耦合形成,这四要素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宜适性判断结构框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系统拥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层次,其中,横向水平内容包括对象精准、内容精细、目标精确等三个层次,纵向垂直过程包括前提(治理主体)、基础(服务需求测度)、条件(靶点识别)、核心(模式和路径)、保证(精细化管理)等五个层次,横纵两条脉络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系统结构框架。     

市域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现进路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一环,新时代市域公共服务供给新内涵要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相契合。当前,我国要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从"有"到"优"的转变,必须深刻理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意蕴,明确市域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仍面临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以及供需匹配失衡的现实困境。推进市域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应以厘清主体责任边界、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破解供需失衡矛盾三个维度为实现进路,进一步增强市域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均等化、精准化。     

购买服务视角下农民工政策发展及其治理效能

中国政府为改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环境提供了一系列公共服务,但这些服务却长期存在供给不足、效率低下、质量不高、效果不佳等问题。为此,各地政府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其中政府购买农民工服务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农民工服务的供给水平,而且促成了农民工政策的积极转型及其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中国政府与学界应当以购买服务为视角,加强对农民工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基础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时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大力培育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扩大农民工服务购买目录并提高供给质效,加强和完善对购买服务模式的评估监督,从而切实构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治理格局,充分满足农民工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有限性与有效性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有限"而又"有效"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服务型政府建设更为迫切的是通过对服务"边界"和服务"有效"及时而又准确的制度安排和精细的政策设计来推动均等化进程,以避免公共服务的无边界供给、趋中和竞赛供给的"异化"趋势。通过挖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限"与"有效"的内在逻辑机制,理顺公共服务需求采集系统、现代化的服务输送渠道、规范的供给流程,以及公共服务投入的资源整合机制,才能找到均等化的突破口。而保障上述逻辑机制实现的因素又包括法治化和制度化的供给决策机制、优质均等规范的公共服务标准、以公共需求为导向的整合型公共服务组织体和合理的公共服务绩效考核机制。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关系调适与功能优化

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及功能优化一直以来都是公共服务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供给"单一中心"与"多元主体"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单一主体供给模式已经不适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必须建立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供给模式,这也是由公共服务本身的多元化特性以及各国改革经验决定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提出使我国公共服务多元参与体系有了本土化的理论依据,也为平衡政府、市场、社会三主体关系提供了思路。未来应结合社会治理重心转向与国际公共服务领域的整体趋势,分别从政府、市场、社会入手,树立新安全观与新公平观、融合公益目标与市场机制,进一步助推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从而提升供给效率、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政府治理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使然,更是政府主导体制的政策供给。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化,引发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单一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农村社会结构相匹配,乡村治理要求更多主体的参与。然而,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无法实现,市场的力量又无法在农村社会完全实现。因此,本文认为政府仍然是城乡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培育市场、社会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分散化公共治理”下的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

以英国为发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了"分散化公共治理"的世界性浪潮,通过广泛设立代理机构,将服务提供职能从部委中分离了出来。代理机构具备更大的管理自主性、更明确的服务职能、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构建伙伴关系的灵活性、更强的公开性与问责性等,成为有效实施政府公共服务标准的组织结构基础。我国的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化也应实现政策决策和服务提供的有效分离,通过构建良好的公共治理模式,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化的质量。     

跨区域公共服务探源:理论脉络与政策演化

伴随区域公共议题日渐突出,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实践,许多公共事务由于涉及不同管辖区,已经超出了单一行政区划的范畴,演变成跨行政区公共服务难题。这一转变在理论脉络上体现为府际关系到区域公共治理的变迁,在治理机制上体现为整体性治理对传统官僚组织模式的完善,在政策演化上体现为从地方政府竞争到寻求合作治理的努力。跨区域公共服务的供给必将经过理论和实践探索,搭建多方合作治理的架构和机制。     

协作性公共服务兴起、策略及在中国的适应性

协作性公共服务是一种对官僚科层制单中心供给和新公共管理分权竞争供给的反思与修正,它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民众等治理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以增进公共价值为导向而采取的联合行动。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协作性公共服务具有独特的理念、组织结构、运行体系和服务方式。这种以民生为核心、以协商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为我国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基于科层逻辑的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分析——以A市D新区为个案

基于科层逻辑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具有集中管制导向、标准运作技术导向、工具理性效率偏向的特点.在A市D新区,这种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导致了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供需矛盾突出、结果不公平等问题.为摆脱科层式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就必须提倡公平优先效率,伸张公共服务价值理性;扩大社会参与,实现公共服务多元供给;弱化森严等级,实现权责统一;破除僵化管制,实行灵活弹性治理.     

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功能、问题与互动合作

农村公共服务问题是转型时期新农村建设中的难点,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变革传统的单一供给模式。基于合作理论,应该通过重塑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确立基层社会组织的法定地住、明确合作中的各供给主体角色、实现多元化资金供给、规范合作参与机制等途径实现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多元合作,破解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的难题。     

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重构

公私合作是政府解决公共服务低效率供给的治理机制。目前,我国公私合作面临着理念碎片化、功能碎片化、资源和权力碎片化、责任碎片化等困境,需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诸多碎片化进行整体性协调和整合,培育公众需求理念和整体性公私合作模式,建立整体性协调机制,树立整体性责任感,实现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和政府组织整体性治理。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效与反思——以上海市政府购买岗位为例

随着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也正在实现从传统的科层制治理向合同制治理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购买服务成为政府服务供给模式的新选择。上海模式的特点在于政府购买岗位,其采用多点推进、由点到面、覆盖社会服务多个领域、多种聘用模式并存的做法,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着政府购买岗位适用范围模糊、在编人员工作效率有待提高、编外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所购服务缺乏合理的价位调节机制等值得理性反思的问题。     

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新公共服务的比较研究

服务型政府从理论、模式、实践三个维度理解,指一种强调服务理念的理论与以服务行政为主导的政府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建设满足公民服务需求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并不等同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而服务型政府是对管理型政府的替代。服务型政府不同于新公共服务,新公共服务不是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来源。走向服务型政府需要整合治理方式,实现"为我所用",妥善处理三者关系,借鉴其他两者的优势。     

塑造服务型政府--新公共管理视野下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固有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尤其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效率并没有充分实现,甚至是低效率和无效率.因此,新公共管理运动针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政府失败",主张政府作用的退缩与市场价值的回归.笔者试图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下政府主要职能的新理论,重塑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塑造服务型政府,着重强调"为公众服务"、"为顾客服务"的治理理念.     

复合治理视角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行政体制改革的宗旨应该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公平而有效供给。公共服务的供给组织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还包括市场和市民社会组织。公平而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体现为不同类型的供给组织间的分工与协同关系,这构成了复合治理框架体系的基础。复合治理的框架体系呼应了复杂系统的组织特征——多样性、复合性、镶嵌性、冗余性和韧性。进一步讲,供给组织间关系是政府间和部门间关系的原型,复合治理视角下的行政体制改革意味着从政府间的分工与协同关系走向公共、私人和第三部门间的分工与协同关系。改革后的行政体制呈现出政府间关系镶嵌于部门间关系之中,政府不仅是公共服务的供给组织,而且也是复合治理框架体系中的元治理者。     

政府多边平台模式的动因、功能与实践价值

政府多边平台把多元利益相关者联结在一起,在治权开放的基础上整合了供给侧资源,通过供需匹配、促进交互推动了公共产品多元供给与公共服务协作创新。在平台时代,政府多边平台模式大势所趋,不仅是对平台革命的积极回应,还是走出政府治理困境的需要。政府多边平台在民主政治、经济贸易、国际合作、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了降低交易成本等多种功能,创造了效率、创新、柔性等服务价值和公平正义、用户主权、合作善治等治理价值,因而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意义。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供给”理念下的政府制度创新

总体看来，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与个人之间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非均衡性与非对称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不和谐的社会事实，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供给的呼声日渐高涨。客观说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供给最终取决于政府体制上端的制度安排。我国政府应该从公共服务理念、公共服务决策机制、公共服务主体体系、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以及公共服务安排方式等五个维度进行制度创新。     

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创新?——善治视域下的协同路径探析

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城市供给,更具系统性和复杂性,也对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善治理论强调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可以为解决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治理问题提供新思路。在我国当前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等供给主体间存在的供给交叉或供给真空状态愈发明显。基于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应从善治角度区分政府组织间及政府与其他组织间两种不同的协同供给机制。多政府协同供给要重视政府间协议并强化府际关系网络。而在政府与其他组织间的协同供给中,多政府协作承担城市群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与基本供给责任;多市场协作满足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并加强自身监管;多非营利组织协作灵活应对政府和市场供给不足。     

超大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的差异与提升对策研究——以北上广深四城(2005-2015)为例

本文基于对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理论内涵的前期研究结果,从受压力、支撑力、调控力这三个方面构建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基于2005-2015年间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评价的实证研究,分析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的发展规律和结构特点。本文发现,超大城市公共服务的支撑力相近,但受压力和调控力差距较大,承载力的相对水平、内部结构和变化趋势各不相同;承载能力虽然受到人口与经济增长等受压力的一定影响,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支撑力和调控力的水平,取决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以及城市治理的水平。因此,在城市问题的治理中,应更重视通过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城市治理水平的提升,以改善和解决各类城市发展问题,而非片面强调对城市人口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刚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