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

非西方大国在总体和平的国际体系中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崛起国如何将实力转换为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需要审慎考量、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地位政治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大国的利益需求和促进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方式和策略。对崛起国而言,国际地位是一种既重要又特殊的资源,提升地位有助于崛起国将日益扩大的利益正当化,地位伸张则会成为其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1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伸张突出了地位诉求对于崛起国的重要价值。本文在辨析国际地位概念、厘清地位诉求和地位焦虑等发生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地位政治视角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从崛起国地位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同时,需要管控民族主义情绪、重视国际制度创新和稳定周边环境。     

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在全球各地区数量众多的正式和非正式盟友对于美国维持主导地位和推进其全球战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促使盟友采取美国所期望的特定立场、政策和行动,美国长期以来利用说服、诱导或强迫等多种手段进行协调,强化对联盟的管理和控制,从而实现霸权护持和防范潜在对手的总体目标。面对中国实力崛起和地区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实施联盟管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与相关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中的引领作用。中国在勉力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应促使美国在争端中管控好自身盟友,同时与美国的众多盟友建立更加稳定而紧密的双边利益纽带,避免受到美国联盟管理的干扰和冲击。     

“和平崛起”新维度下的中国外交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出现,并具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即一种新的和平的大国兴起模式。其背景是在全球化、现存的世界政治体系和中国国内资源整合等因素影响下,中国需要塑造自己在新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地位。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使美国和中国周边利益相关国家有所顾虑,为此中国已使用新的＂和平发展＂提法。中国的和平发展之中,因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制约,仍然面临相当的挑战。     

资源与影响力——美国族裔群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资源分析

美国族裔群体在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上一直都试图发挥各自的影响,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而族裔群体内部所拥有的各种族裔政治资源则决定着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其中人口规模与人口分布、社会融入与经济地位、组织能力与政策目标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美国政治与国际环境等外部条件相同的形势下,这些因素是区别各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具有多大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国家意志与大国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

在东亚地区,中美日三国间的博弈,已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外交政策范畴,充分体现为国家意志的较量,这种较量既是时势之必然,也是地缘政治张力和国家大战略互动的结果。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主要存在三种前景:一是大战略促进者主导下的"复杂均势"体系,二是兼具集体安全和大国协调色彩的包容性区域安全机制安排,三是基于地区意识和大国责任之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无论趋向何种前景,未来的东亚地缘格局最终均取决于东亚国际大时势的发展、有关国家国内政治生态的嬗变以及国家大战略的牵引作用。     

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自1945年以来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和困难,这一现象意味着大国所面临的生存安全威胁已不再像现实主义所强调的那样紧迫和致命。大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大国的行为逻辑和相应的国际结果。在当今这个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大国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前的武力胁迫转变为利益交换。具体而言,大国要想有效地巩固和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需要积极为他国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以此换取他国对本国的认可和支持。在战争和武力已不再是大国间互动的主要手段的时代,仅仅积累国家实力而不运用实力为他国提供适当的好处,那么国家的实力越强大,该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会越恶劣,体系压力就会越大。利益交换作为当今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对当前实力正在迅速增长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借鉴意义。     

理想与现实的交织——美国毒品外交的兴起及其外延与内涵评析

美国毒品外交是20世纪之初美国大国外交的内容之一。伴随着美国毒品外交政策的实施,以多边合作为特征的国际禁毒运动也应运而生。美国毒品外交除了具有理想主义外交的独特外延,更有着其强烈追求国家利益以及服从国家战略需要的内涵所在。对外延与内涵两个方面予以考察,应是探析美国毒品外交乃至整个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视点。     

论国家利益及其实现途径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对国家利益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洞察国际政治的本质。国家利益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家利益概念的界定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国家利益概念的本质和内涵。国家利益的实现要考虑到国家的自助性、国家利益的合法性、外交政策以及国际组织作用等四个方面的因素和内容。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是当代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的现象。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与干涉及维和密切相联。干涉、维和与“国家重建”往往与危机和冲突有关,可以视为解决危机和冲突的不同模式。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常常违反了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标国的危机和冲突,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蒙古国多元外交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冷战后蒙古基于国家利益考虑,确立了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其中,与俄中两国的关系、与"第三邻国"的关系以及与多边国际机制的关系构成了蒙古外交格局的三个不同层次,即与俄中两大邻国保持"等距离"关系是其外交格局的基础;与"第三邻国"发展双边关系,确立外交格局的"多支点";参与各层次的国际机制,谋求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再保障"。蒙古的多元、平衡外交对地区格局的影响较为复杂,这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加以考虑的。     

浅析民事诉讼中行为保全的若干问题

行为保全是人民法院在诉讼前或诉讼中采取的一种民事强制措施,行为保全专注于债务人的行为,其范围适用于避免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案件和损害情形有可能扩大的案件,财产保全制度中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方式在行为保全中也可适用。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功能考察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以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热情,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其政党功能的发挥过程可以说是在＂创势＂。对于挫折的反思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顺应农民意愿的改革,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顺势＂。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更由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引势＂。     

边境地区警民沟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做好我国边境地区的警民沟通工作,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强化民警自身能力建设、激发群众参与边境治安工作的积极性。可当前边防民警与群众的沟通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树立宗旨意识和典型示范,掌握警民沟通技巧,提高执法能力,消除警民沟通障碍,共同做好新时期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工作。     

新世纪宁夏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

本文就新世纪以来宁夏少数民族和民族经济发展的态势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对当前宁夏民族和民族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社会转型期人权法在高等学校法学体系中的缺失

法学应当把科学地认识人权、认真对待人权、切实保障人权、持续发展人权作为终极关怀和研究重心。在社会转型时期,时代特点决定了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理论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持和法治理念,实践中以培养了解国情的高素质法律人才为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标,必须弹性整合知识结构,将人权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纳入法学体系是本文的理性思考。     

自招危险情形下的紧急避险问题研究

自招危险者是否享有紧急避险的权利?理论界存在否定说、肯定说、二分说以及相当说四种观点。破解这一理论难题的关键在于实现权利保有和责任追究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应当允许自招危险者实施紧急避险,因为这体现了法律宽容谦抑的品格和法益保护的思想,符合刑法关于紧急避险和中止犯的规定,在具有可操作性的同时又与社会一般观念相吻合。另一方面,行为人也必须为自己招致危难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或民事责任。     

中国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述评

刑事被害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类群,一般处于弱势。现行的中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被害人得以全面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其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得到了较为充分、有效的保护。     

关于美国制宪时期民主观的思考

就代议制民主的建构过程来看,制宪者通过对民主制和代议制的改造弱化了民众对政府的参与和控制;就复合共和制的确立路径而言,麦迪逊对纯粹共和与反联邦党人共和观的否定就是对大众参政、多数统治等民主核心理念的抛弃.制宪者成功实现了构建现代国家的伟大任务,从而为美国后来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制度框架.民主的刽子手同时充当了民主理想的奠基人.     

论宪法上的税

税收立宪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亟待补强的领域,也是中国法治实践的必然要求。中国宪法必须明确规定税收法治的基本原则,并合理安排保障公民税收基本权益的制度。与此相对应要具体研究有关的宪法解释、宪法修改技术问题。     

对我国农村男女平等问题的法律思考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客观存在,所以农村男女平等问题已不容忽视。文章从当前我国农村男女不平等的几种具体表现入手,综合分析了其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并针对保障农村男女平等问题提出了立法、执法、守法方面的法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