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的反思与对策

刑讯逼供成为长期困扰司法界的难题。造成刑讯逼供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积淀在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之中产生的文化惯性,以及制度缺陷和领导者的偏好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遏制刑讯逼供,应当从转变思想观念、制度创新入手,通过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式,设计最优的刑事诉讼模式,为创建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奠定基础。     

程序正义理念与遏制刑讯逼供制度的重构

正当程序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行为严重践踏了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价值理念，而侦查讯问制度设计上的失衡和缺位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现实原因，应从建立侦押分离制度、赋予律师在场权、实施同步录音、录像措施等三个方面重构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以期达到遏制刑讯逼供的目的。     

对刑讯逼供的三重分析

刑讯逼供是我国刑事司法中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本文全面分析了刑讯逼供的思想、价值、制度及实践根源 ,深入探讨了刑讯逼供对刑事诉讼安全、自由和效率 (效益 )三项价值及现行司法制度威信的损害 ,最后系统提出了遏制刑讯逼供的理论和实践对策。这对于我国从立法和实践层面上全面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突破与局限:刑讯逼供的防范对策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法律虽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成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顽疾。近年来,公安、司法机关一直在努力遏制刑讯逼供。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出发,将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因此,从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危害性出发,结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分析和探讨如何全面构建刑讯逼供的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讯逼供:对根源,危害与对策的三重分析

刑讯逼供是我国刑事司法中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本文全面分析了刑讯逼供的思想、价值、制度及实践根源 ,深入探讨了刑讯逼供对刑事诉讼安全、自由和效率(效益)三项价值及现行司法制度威信的损害 ,最后系统提出了遏制刑讯逼供的理论和实践对策。这对于我国从立法和实践层面上全面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于保护人权、遏制刑讯逼供教育的思考

口供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各国司法界所重视。然而,获取口供的过程常常与"保护人权"这一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相冲突,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从公安院校的教育入手,就学员们对于"人权"、"刑讯逼供"认识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人权、遏制刑讯逼供教育进行探讨,以求使未来的执法人员从根本上树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意识,自觉维护和推动人类文明。     

论刑讯逼供行为的程序治理

刑事诉讼中“严禁刑讯逼供行为”的规定并没有在具体的证据规则设计和程序设定上得到回应。要在程序上治理刑讯逼供行为,应当在程序上建立起“自律性”制度,规定程序性违法的“刑讯逼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同时引进“他律性”措施配套,以遏制刑讯逼供行为。     

刑讯逼供的根源及其对策——以刑事案件证据新规定为视角

刑讯逼供是错案发生原因之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多方面原因,思想原因有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较之查出案件真相而言刑讯逼供无足轻重;制度原因主要有我国未在事实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侦押分立制度的缺失等;实践方面原因有司法投入不足,侦查技术水平低下,对刑讯逼供处罚不力等。我们要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确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以遏制刑讯逼供。     

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思考

我国近代法学家沈家本在20世纪初指出：“刑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人类社会虽几经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司法制度的革命，但刑讯逼供的问题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为有效打击犯罪，注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预防、减少乃至杜绝刑讯逼供，笔者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刑讯逼供的危害；二、刑讯逼供的成因；三、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和法律保障。     

刑讯逼供久禁不绝成因探析及对策研究

刑讯逼供是一种为现代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所严格禁止的审讯方式,它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危害司法制度及民主法治建设。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却屡禁不止,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一大毒瘤和痼疾。刑讯逼供是特定角色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体现,口供对案件的重要作用等均是刑讯逼供久禁不绝的根源。我国应从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角度明确无罪推定原则,通过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对刑讯逼供案件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等途径遏制刑讯逼供。     

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研究——以遏制刑讯逼供为目标

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是被讯问者面临的风险。而刑讯逼供并不体现为身体上的折磨,而应是讯问者形成假设和对被讯问者行使权力的结合体,为实现遏制刑讯逼供的目标,在我国,必然合理构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体系,其内容包括:1.实现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2.将我国现行的“由口供到物证”侦查模式转换成由“物证到口供”的模式;3.在讯问程序中注入人文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信念;4.立足本国的国民性,合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自白”。     

关于“刑讯逼供”的逻辑考量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尽管刑讯逼供为我国现行法律所禁止,可仍有个别侦查人员捧着"有罪推定"这个"法宝"不放,最终酿成冤案,不仅践踏了法律的公正与尊严,而且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积累了社会的负能量。刑讯逼供久禁不绝,除了法律制度、思想观念和社会等原因外,还有被忽略的更高层次的原因——逻辑原因。法律规定是逻辑要求的具体体现;刑讯逼供不仅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更是违反了逻辑的要求;侦查人员只有增强法律意识,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才能摒弃刑讯逼供,杜绝冤案的发生。     

试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造成的,为制止冤案频发,提高审判质量,"两院三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它强调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完成了我国刑事诉讼理念从单纯的"反对刑讯逼供",到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转变,但是该规定在执行时还将面临一定的困惑。     

刑讯逼供犯罪构成新论

刑讯逼供罪是发生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由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的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之权利的侵害。在刑事法学的语境中 ,司法工作人员、犯罪嫌疑人等概念应当统一。立法上应完善刑讯逼供罪的刑罚体系 ,提高刑讯逼供罪的法定刑 ,以增强立法的威慑效果 ,对刑讯逼供中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不应以转化犯的形式论处 ,而应以结果加重犯论处。     

刑讯逼供主观成因和控制刑讯逼供心理学对策

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是分析刑讯逼供成因和控制对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刑讯逼供在心理学视野中的成因主要包括:归因偏差、冲突情境、学习模仿、人格缺陷和角色冲突等五个方面。刑讯逼供这一侵犯性人格特质是先天和后天习得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结合后天与刑讯逼供动机形成之间的紧密关联性,控制刑讯逼供可以确保和运用提高侦查讯问工作专业化程度、树立依法讯问楷模、严格查处和惩罚刑讯逼供行为人、加强法律教育和讯问业务技能培训等心理学对策。     

宪政维度中的刑讯逼供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之一,而刑讯逼供在我国是一个在司法中久禁不止,且甚为普遍的现象.刑讯逼供罪具有独特的多重当事人结构,与宪政视野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设置源于宪政意义上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考虑.     

非法供证排除机制之完善

刑讯逼供等非人道、不文明的供证收集行为早已为现代法治国家严格禁止。非法供证不具有证据资格已是通行作法。但在我国,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供证的行为在刑事侦查中久禁不绝。推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通过刑迅逼供等非法行为获得的供证大量地被作为证据加以使用。这一症结之一在于目前对于认定非法供证的机关机制建构不足。本文就这些重要的协调和保障机制予以揭示,以期望我国的非法供证排除能有所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