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侦查体制改革之管见

侦查体制是关于侦查权如何配置、运作以及如何监督控制,以保证侦查权不被滥用,使侦查权的行使符合国家利益,在维护国家利益中发挥它应有作用的国家制度。我国的侦查体制模式是在吸收职权主义理念,借鉴前苏联侦查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方向性和技术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危害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为此,必须实现机制变革、体制转型。     

关于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的理性思考

在深化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把＂科学构建我国的侦查职权＂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或重点工程。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应从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整合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资源和侦查权,设置全国公安机关一体化侦查机构;二是将职务犯罪侦查权整体移交国家预防腐败局,或借鉴新加坡设置＂贪污调查局＂和港澳地区设置＂廉政公署＂的经验及模式,建立＂国家反腐败局＂,全权行使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三是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将控诉权和监督权分设,建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新型警检关系。     

关于我国侦查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现行侦查体制是在长期与各种犯罪作斗争的历史产物。现行侦查体制存在着侦查权配置不合理、侦查管理体制效率不高、侦查权运行机制不健全和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因此,改革现行侦查体制的主要对策有：重新配置侦查权,优化侦查管理体制,创新侦查运行机制和强化侦查监督机制。     

侦查模式评析

现代侦查程序与古代侦查的不同在分权与制衡。侦查模式是发展的，不会停留在古代。侦查活动需有行政效率。我国司法的行政化，有赖于彻底的司法改革。当事人主义不是一种侦查模式。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各有优劣，我国侦查模式并非超职权主义的。“由供到证”并非侦查模式，“由证到供”不等于物证本位。它们需要辨析实际案侦中的供证关系。评析案侦构成模式及其“转变”。无论案侦抽象要素与技术要素，寻找模式规律都需要积累经验。转变观念与转变模式难以同步。     

赋予我国某些行政执法机关案件侦查权主体资格的必要性及其方案的研究

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脱节的矛盾,引出了是否赋予某些行政执法机关案件侦查权主体资格的问题。行政执法调查与刑事司法侦查虽然各自独立,但存在着有条件可以转化的关系。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界限模糊造成管辖冲突,利益驱动导致行政处分权的扩大化,行政执法行为结果向侦查司法行为转化的脱节或无序,以及侦查权不可泛化与行政执法调查权相对无力的矛盾,是当前我国行政执法调查权与刑事司法侦查冲突的原因及表现。建议在某些行政执法机关设立专门警察机构,解决案件侦查权主体资格的体制问题,并对设立的程序和范围加以严格的控制,且应健全相应的配套机制,从而赋予某些行政执法机关案件侦查权主体资格;解决侦查权不可泛化的冲突。     

转型与重塑：我国侦查体制改革的宏观分析

我国现行的侦查体制在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方向和技术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危害到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为此,必须借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机,实现机制变革、体制转型:第一,维持职权式单轨制侦查模式,但应赋予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证据保全申请权;第二,倡行检警一体化,改造检、警关系;第三,实现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化,由行政型侦查转变为司法型侦查;第四,增强侦查的技术含量,由主观型侦查过渡为客观型侦查。     

从侦查模式谈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侦查模式的选择 ,直接关系到不同国家侦查程序中各种具体规定的精神实质和刑事诉讼价值取向 ,其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各国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权与人权之间关系的确定。就英美法系而言 ,其是当事人主义诉讼观支持下的弹劾式侦查模式 ,就大陆法系而言 ,其是职权主义诉讼观所支持的审问式侦查模式 ,我国侦查程序类似于纠问式侦查模式 ,也即选择了两方组合的结果模式。我国侦查模式中存在的缺陷是与“重结果 ,轻程序”的程序价值观密切相连的。构建科学侦查模式 ,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几个方面。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刑事侦查程序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程序,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刑事诉讼侦查结构属于职权主义,强调国家机关的权力。因此,侦查权相对显得过于强大,受到的制约少,出现的问题多且影响大。侦查实践中应该强化程序意识,注重人权保障,以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任意侦查行为论

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是根据行为是否由相对人自愿配合为前提而对侦查行为所作的分类。任意侦查行为具有保障人权和提高侦查效率双重价值,因此受到了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重视。但任意侦查无需司法令状原则的约束,事前司法审查的阙如容易导致任意侦查权的滥用,因此各国对任意侦查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限制。     

论侦查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司法界在法律用语上对使用“侦查”还是使用“侦察”尚存争议,直接影响对侦查和侦查权概念的界定。经考证,笔者认为在法律用语和司法实践中都应规范为侦查。由此,对现有侦查权概念进行归类与评述,认为侦查权概念应界定为:国家侦查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依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正当目的与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构想

侦查机关拥有强制性处分权在实践中易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等一系列问题,影响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必须对侦查权的行使科以必要的法律限制,建立外在的正当程序规则,侦查程序的正当目的就是基于这一需要产生的。建立合理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侦查机关实施强制性处分权进行司法审查,就成为侦查程序正当目的研究的历史使命。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研究

建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摆脱地方控制的侦查机构，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效行使的重要环节。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存在权力配置分散、侦查措施落后、易受不当干扰、缺乏有效监督等不足，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应从内外部职权配置和侦查监督等方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我国侦查事中监督的三重维度及改善路径

侦查权的合法、高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监督体系。侦查的事中监督可以将侦查程序中出现的具体不当侦查行为遏止于萌芽,使其可能酿成的危害后果不至于在此后的诉讼阶段产生消极影响。我国侦查事中监督划分为司法监督、权利监督和预审监督三个维度,由于既存制度的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现实因素的掣肘,侦查事中监督尚难取得理想的监督效果。而陆续曝光的冤假错案和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呼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侦查监督体系。     

澳门特别行政区侦查权设置的启示

澳门特别行政区侦查权,是在吸收现代法治发展成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澳门地区具体实际而设置的.澳门地区侦查机关以及权力的分配有着分权制约、司法救济性等自身的特点,这些都对大陆地区侦查权的重新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我国侦查构造的弊端及改进措施

侦查构造是侦查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一方面具有完善侦查理论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指导实践也有着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侦查构造的弱点主要在于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护,为此应采取加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和辩护权,确立检察引导侦查机制,设立中立的司法裁判官等措施,以有效制约侦查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问题的探讨

侦查权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权力,其运行的过程和结果不仅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更是我国程序合法化的重要窗口.检察机关由于其作为追诉机关的法定性质,决定了其很难在根本上控制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借鉴相关国家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立法经验,构建我国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制度,从介入的主体、范围和方式三方面进行尝试,以实现我国侦查权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     

辨析与回归：检察本位论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传统检察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检察本位的解释方法,一方面从检察职能的角度总括并统一解释了检察权体系下的各项职务行为,而另一方面则与诉讼制度、宪政权力体系发生了冲突和不协调。实际上,我国的检察权既不是全面的＂法律监督权＂,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公诉权＂,而是承载着职务犯罪侦查、案件公诉以及诉讼法律监督任务的复合型国家司法职权,表现为多元合一的职能结构。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基于侦查资源优势等因素而形成的一种侦查管辖划分,与法律监督或公诉职能并无必然联系,本质上仍属于国家刑事司法职权。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完善侦查运行程序的思考

侦查运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两种社会功能，一是限制侦查权恣意行使的“限权”功能；二是权力正当化功能。完善侦查运行程序应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总结我国司法工作的实践经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