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宪法在人权保障中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

1978年宪法基本上保持了1975年宪法关于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的精神,恢复了一部分被1975年宪法所取消的195 4年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还规定了一些新的宪法权利,为1982年宪法关于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奠定了法律基础。1978年宪法,在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历史性地位不容忽视,其制度意义不容否定。     

基本权利在中国宪法中的嬗变

我国不同时期的宪法文本都规定了基本权利,但是在条文数量与内容上各不相同。中国宪法所规定基本权利深受政治、经济和权利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基本权利的规定体现了中国宪法对基本人权原则的确认,进一步完善基本权利内容,必将对更好地落实基本人权原则、促进人权保障具有重大意义。     

试论宪法对刑事被告人公平审判权的保障

刑事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在国际人权公约及很多国家的宪法中都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但中国宪法并未将这一权利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宪法的缺失在司法实践中引起诸多不良后果 ,刑事被告人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常常受到侵害。中国宪法应把刑事被告人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使刑事被告人的这一权利得以实现。     

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分析--以迁徙自由为例

基本权利与人权、宪法权利概念的长期混淆性使用模糊了其外延分野，厘清以基本权利为中心、从人权到宪法权利转化的机制，是研究“被取消”的权利性质的基础条件；而迁徙自由作为一项被宪法取消的权利，在演绎和归纳两个方面的形式逻辑推理和规范与实证两个层面的分析中，回归了其应然的基本权利属性；相反，被禁止的权利和未被列举的权利与迁徙自由有本质的差别，这进一步夯实了迁徙自由仍旧为基本权利的论点。     

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模式之理论探析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目前大部分国家宪法都将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或类似章节中,作为基本人权予以保障.而我国宪法却将之规定在总纲部分,将私有财产权视为基本经济制度来保护,具有政策的宣示性,属于政策性保障模式.通过分析其原因、理论基础以及在现今面临的协调问题,可得出应将私有财产权回归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来保护的结论.     

论公益经济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

本文试图从宪政的角度入手 ,分析公益经济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 ,从而使其在宪法体系中获得制度安排。公益经济诉权具有宪政所追求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理念 ,因而是一种宪法权利。因此 ,在现有宪法权利体系下对公益经济诉权进行制度安排 ,既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 ,也是宪政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宗教自由的内在逻辑结构

宗教自由是指个人或一定团体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并由宪法确认为基本权利加以保障。这一基本权利从内在逻辑结构上看,涉及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即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     

刑事辩护权的宪法反思

刑事辩护权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一项应当获得宪法救济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及保护直接体现一国人权保障的状况和法治文明的程度。宪法规定刑事辩护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被追诉者能够运用宪法规定的这一对抗性权力,使控辩力量趋于平衡。我国刑事辩护权在现行宪法构架下尚有立法上的缺陷,影响了刑事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和保护。从宪法保障功能方面改革和完善控辩诉讼结构,是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根本要求。     

论作为经济基本权的罢工自由及其实现——"东航"事件的宪法之维

东航事件其本质是劳动者行使罢工权利的表现,罢工自由之所以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是基于对宪法上财产自由或契约自由的一种制约。在我国当前法律体系中,罢工自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所确立,借助宪法第33条中"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条款成为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公民行使罢工权利的过程中,国家负有消极的不干预义务和协调劳资关系的积极义务,而公民本身也受到行使主体、行使方式等界限制约。现有的集体协商制度不能发挥作用,反而加剧罢工行为的发生,而罢工权利真正使劳动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则必须依赖于劳工结社权的充分实现。     

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审视《劳动法》的修改与完善——河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完善《劳动法》课题组

修改后的《宪法》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劳动者所享有的主要劳动权利与重要的人权基本是相重合或者可以相衔接的,贯彻《宪法》的有关内容,必然涉及到对《劳动法的修改与完善,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人权和其他劳动权利,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论人权作为宪法之核心价值

宣示人权、保障人权构成了现代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功能,人权应当被作为宪法的核心价值而备受推崇。人权作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它首先是宪法生成的价值追求,并且,人权理念是贯穿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核心要素,宪法保障自由、维护秩序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权,宪法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也在于保障人权。     

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司法化保护

在国家权力结构中 ,司法权是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重要力量。本文探讨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最大化原则。作者首先分析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的必要性 ,其次探讨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最大化的重要性 ,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结论。本文的结论是 :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的最大化原则 ,应当从目前所处的宪法基本原则的次级原则地位提升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试论人权法的体系——以理论法学为视角

21世纪将是“人权”的世纪。与之相适应,人权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亦将变得日益重要。人权法体系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基本理论、人权的基本分类、人权的保障及国际人权交流等问题。人权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从严格意义来讲,集体人权包括一般社会群体权利和民族自由权。人权作为权利也需要实现,需要完善的保障机制,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都通过“法律的人权”来保障人权的实现。使“应有的人权”通过“法律的人权”来达到“实在的人权”。而宪法作为最重要的法律历来就是人权的保障书,人权的保障和实现离不开宪法。人权保障又是宪法的核心,离开人权保障,宪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论人权意义上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作为基本权利或基本人权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成文宪法以及相关的区域性与国际性公约所确认。作为基本人权的言论自由是人之为人所必须,是一个人生存所不可或缺的,体现了人权的基本性;言论自由意味着允许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是社会宽容的尺度和标志,体现了人权的宽容性;言论自由应当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尊重,体现了人权的国家义务性;言论自由还应该扩充至经济领域,体现了言论自由的经济性。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具有普适价值。     

记者跟拍与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学分析

现实生活中记者跟拍别人导致侵犯别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一方面记者跟拍是行使表达自由或劳动权,满足大众知情权的体现,另一方面被跟拍人的基本权利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跟拍记者的表达自由或劳动权应受到被跟拍人的基本权利的限制,这种限制必须遵守形式的法律保留原则与实质的比例原则。我国的《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并未给记者跟拍进行直接规定,但从其精神可以得知记者跟拍亦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记者跟拍必须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如此方可平衡相互冲突之权利要求,符合法治的本意。     

迁徙自由的限制：学说、规范与实践

对迁徙自由的保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我国明文入宪也是必然趋势，又因为社会秩序、社会利益以及公民其他权利的保障也是法治的内涵，故对迁徙自由加以合理限制本即迁徙自由的应然之意。基于对迁徙的“自由层面”与“限制层面”这两者之间紧张关系的考量，将按照阿列克西的基本权限制理论对迁徙自由从“保障——限制——违宪阻却事由”三个层次加以分析，并将在对德国和美国的迁徙自由限制的宪政实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是否属于对迁徙自由限制，最终对户籍制度这一迁徙自限制政策如何改良等问题提出见解。     

我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体系的重构

审视目前中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构成理论,笔者认识到尊重和保障人权有作为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必要性。为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并将该原则提高到其应有的地位,本文通过审视目前中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构成理论,尝试中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犯罪体系的重构。     

环境权冲突浅析——环境权宪法化反思

环境权理论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学界、宪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有关环境权宪法化问题,学界几乎存在一边倒的现象,认为环境权应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在我国宪法中.但环境权各权利之间、环境权与利益衡平原则之间、环境权理论与现有法律之间以及环境权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普遍存在矛盾与冲突,这是我国将环境权宪法化的立法障碍之一.我们应当避免将环境权理论中尚存在模糊性的实体权利宪法化,以减少环境权冲突的发生.     

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

诉权是基本人权的救济手段,诉权又是救济性的基本人权。作为公权与私权之间的桥梁,程序与实体之间的纽带,诉权的宪法化和宪法性为诉权提供了司法救济和宪法救济两个渠道,救济也相应地分为两个相互连接的层次:权利的救济导引出诉权,作为一种救济权的诉权的救济导引出宪法诉讼。从保障诉权进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我们应顺应世界各国整体性的走向和趋势,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走宪法司法化之路。     

表达自由的法理价值与法律保障

表达自由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外延显然宽于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不仅是思想自由的外在化、公民知情权的延伸,而且也是公民监督权的表现.表达自由的价值形态主要表现在自由、民主、控权和自治等多向度.表达自由的保障主要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立法保护、强化程序保障、正确界定政府限制表达自由权行使的的界限、维护公民的结社自由、落实宪法诉讼制度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