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恢复性司法论我国“和解制度的刑事化”

“恢复性司法”是西方国家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它的价值在于通过犯罪人、被害人及其他主体之间积极主动的沟通和交流,让犯罪人有机会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尽快改过自新、融入社会,同时使得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有效的补偿,使被害人受犯罪影响的生活能够尽快地恢复常态,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借鉴其合理之处,构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法理学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方兴未艾,得到我国司法实务界的积极尝试与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刑事和解制度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有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之下,它能够让我们用更加经济的司法资源来化解社会矛盾,同时对培育犯罪被害人的刑事司法主体性理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论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从恢复性司法的利弊谈起

基于充分保护刑事被害人利益并积极促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理想追求,恢复性司法风靡于西方国家,成为影响传统刑事法的重要司法范式,现成为我国学界、司法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在法律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单一的理论与实践不足以担当起时代的司法重任.如果就保护刑事被害人利益又均衡多重刑事司法正义而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以减缓恢复性司法可能导致的办案人员在惩罚犯罪上的顾虑,弥补恢复性司法在犯罪预防方面的不足;可以彰显司法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和谐.     

论公诉转自诉制度的缺陷及其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规定了公诉转自诉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被害人利益，也是对国家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行使权力的一种制约。客观地讲，给被害人以特殊的救济方法，制约侦、诉权力滥用，这一理念应当予以肯定。但是，这项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受非议，不少学者认为其理论存在缺陷，实践中被害人也难以真正通过自诉程序得到救济，而且破坏了刑事诉讼中其他原则、制度的执行。文章从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诉权制约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角度，探讨建立由被害人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机制。作为对当前公诉转自诉制度的重构。     

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刑事和解制度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此项制度的推行对于提升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实现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同等保护,尽快恢复被侵害的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文章对制约和影响对刑事和解制度良效运行的因素进行剖析,指出应从司法程序和立法的构建方面予以完善。     

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及其借鉴

被害人危险接受是指被害人意识到危险并且自己积极地走进危险,或者被害人单纯被动地意识到危险,从而在被害人和行为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被害人危险接受通常出现在过失犯之中,其核心问题在于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影响行为人的不法。对此,我国司法实践一般持否定态度。与此不同,日本的判例和学说认为在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情形下,应当考虑其对行为人不法的影响,因为按照自我答责原理,每个人只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为他人的行为负责。在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情形下,被害人自我答责必须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我国司法实践应当借鉴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以便更好地实现刑法的公平和正义。     

检察机关在刑事被害人救助上的几点思考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进了条文中.这里的人权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也应包括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以司法保护和国家救济为主要内容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实现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必然途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构、刑事诉讼主体、国家公益的代表,在刑事被害人救助上的作用十分重要,应当也能够大有可为.     

论检察机关对亲告罪的自诉权救济

亲告罪中被害人的自诉权是关系到被害人权利的重要内容。保障被害人自诉权行使,对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被害人自诉权行使因客观原因出现阻碍,检察机关介入救济被害人自诉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的检察机关对被害人自诉权障碍的救济是否存在争议;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如何正确行使检察机关对亲告罪自诉权的救济,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试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目前,很多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了十分完善的被害人补偿制度。而我国尽管超常规地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国家补偿制度和诉讼外的社会援助制度,因而,除极少数被害人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部分损害赔偿外,绝大多数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难以得到应有的赔偿。因此,制定《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以立法的方式对被害人补偿作出明确规定,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被害人的生活困境,而且还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的报应情感,从而维持、确保国民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治秩序的信赖,并对预防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权思想要求我们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不仅要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还要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人权。目前业已确立的制度难以达到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具有弥补不足的作用。一项制度的确立不仅必要,而且应该可行,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来证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确立的可行性似乎更具意义。     

恢复性司法本土化论证

近年来,恢复性司法运动在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受到恢复性司法观念的影响,我国一些学者希望引进该理念以服务于我国司法。尽管恢复性司法观念具有诸多优势,但其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能否适应中国的法治环境、会否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诸多问题都使学者对恢复性司法产生"水土不服"的质疑。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相比,其从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经济性等若干方面都具有本土化的可能性,并能够在中国的刑事司法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论犯罪被害人责任

犯罪被害人责任是一个尚未受到广泛关注和接受的概念,但是随着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社会互动理论、被害性理论等充分论证了犯罪被害人责任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世界上一些国家也通过立法肯定了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存在。认定犯罪被害人责任有助于强化广大潜在犯罪被害人的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有助于构建科学的犯罪预防模式,实现刑罚正义和社会正义。为了将犯罪被害人责任应用于实践,需要首先明确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判断标准,然后对犯罪被害人责任进行分类,最后通过立法、司法等环节建立我国的犯罪被害人责任追究制度。     

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调查制度的构想

犯罪被害人调查是解决犯罪黑数问题 ,弥补刑事司法统计不足的有效方法 ,同时 ,也将为犯罪和被害问题的研究提供翔实的材料。犯罪被害人调查应明确调查的内容、案件类型、对象、方法、程序和机关 ,对调查资料的管理、使用和发布也要具体规范 ,以使全国犯罪被害人的调查能够正常运作。     

犯罪防治与和谐社会构建——中日犯罪学研讨会综述

以犯罪防治与和谐社会构建为主题,中日犯罪学研讨会着重对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谐社会与恢复性司法、和谐社会与刑事政策、和谐社会与跨境犯罪.其中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被害人权利保护、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等问题是与会者关注的焦点.     

重刑化刑事政策之商榷

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对2005年12月至2011年5月间司法解释进行分析，发现重刑化的实体法与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共同构成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刑事政策重刑化使我国刑罚体系水涨船高；在此情境下，程序设计的严谨不过是出于对严罚的合理化，而社区矫正等微罪转介措施则促使更广泛入罪化。其解决方法是：重新提倡刑法谦抑；对首重严刑的民意进行理性审视；以及推行恢复性司法，通过沟通实施控制。     

构建我国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以被害人、犯罪人保护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降低犯罪人的再犯罪率.而在现有刑事诉讼模式下,被害人、犯罪人处于困窘状况的现实呼唤我国构建恢复性司法.构筑我国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被害人保护制度建立的展望——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建立中国被害人保护制度,应注意做到,对于被害人的保护应当体系化,全面、同时开展,而不是小修小补,应当借鉴英美尤其是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制定国家补偿制度和被害人援助制度,同时,应当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     

论刑事司法三大模式的结构

目前各国解决犯罪问题的程序模式主要有三种：国家司法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和恢复性司法模式。三者相互并存,互相补充。当今,解决犯罪问题的程序是以国家司法模式为主、以协商性司法模式和恢复性司法模式为补充;而今后将形成以恢复性司法为＂主导型模式＂,协商性司法为＂辅助型模式＂,传统国家司法为＂兜底型模式＂的刑事司法制度结构。它们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期达到犯罪行为发生后定纷止争、预防再犯的社会效果。     

恢复性司法的核心价值：尊重和修复

恢复性司法的核心价值是尊重和修复。通过经验角度的分析，恢复性司法的内在价值体现在尊重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尊重被害人的内心需要和促使加害人回归社会。恢复性司法建构了一种新型模式，有助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和社会秩序的修复。恢复性司法程序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修复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