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立法看我国死刑立法的现状及其完善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保护人权废除死刑是国际立法的主流,我国的死刑立法相对来说不容乐观,死刑罪名居高不下,尤其是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偏高。抑制犯罪并非仅靠死刑的威慑,而靠社会全面发展,而且我们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对于死刑国情限定我们只能走先限制后废除的道路,以与国际立法逐步接轨。本文立足国际立法,对我国的死刑立法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并对其完善进行了初步构想。     

从国际立法看我国死刑的现状及其完善

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废除死刑,限制并废除死刑的国际立法趋势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显露出来。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同样不能回避废除死刑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限制死刑进而废除死刑的道路。本文立足国际立法,分析了我国的死刑立法现状,并对死刑立法完善进行了初步构想。     

论中国生命刑的立法完善

在世界上已有近2/3的国家废除死刑的今天,中国因保留死刑而倍受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目前的死刑立法仍然存在诸如死刑设置较为宽泛等诸多问题,限制死刑的全球化趋势,特别是中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关于死刑适用的严格限制,对中国现行死刑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改革完善死刑制度,进一步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立法是基础。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中国死刑立法的影响(续)

三、我国死刑立法与《公约》之差距及其改进能够彻底废除死刑当然是对《公约》的最充分履行。但是 ,目前我国绝对没有这个可能。但我们不能因为死刑保留的正当性而滥施死刑。我们应该极为谨慎地进行死刑立法和决定死刑的适用 ,通过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一步步朝着废除死刑的目标接近 ,只有如此才能贯彻《公约》的精神和规定。反观我国死刑立法 ,虽然与《公约》死刑立场及死刑国际准则基本一致 ,因而大方向值得肯定。但是 ,从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来看 ,前进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 ,在《公约》严格的监督机制之下 ,6 我们还不能太过乐观。笔者以为…     

关于我国死刑立法完善的若干问题探析

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现阶段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但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尤其是我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限制死刑是大势所趋。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比较，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立法在适用范围、适用对象、死刑复核、死刑的限制、执行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亟待完善，应争取早日与国际接轨。     

废除死刑是一种道义选择

废除死刑有太多的理由。国际社会中刑罚走向轻缓,死刑趋于废止已成大势。本文分析了中国死刑的立法和司法现状,认为在中国立即并彻底废除死刑尽管难度极大但也不是不可能。废除死刑是一种道义选择。刑法学者除了用一腔热血急切呼吁,也有责任启发百姓的理性思考,激发政治家的人道精神。     

中国死刑制度的发展与定位

死刑政策一直对中国的死刑立法和实践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早期的死刑政策坚持不废除死刑，但推行严格限制死刑的“少杀慎杀”政策。“严打”改变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使死刑的立法和适用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在世界性的死刑废除趋势影响下，废除死刑也应当成为中国死刑发展的终极目标。但是，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关于死刑制度的发展方向设计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我国死刑制度的发展方向应当以废除死刑为目标，但是当前应当重点强调对死刑的限制。     

试论死刑适用的立法限制

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国在多年以前即展开了对该问题的研讨。但是从我国的死刑立法现状看,仍然存在立法用语不规范、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范围过小、非暴力犯罪涉及死刑的罪名过多、刑罚结构不完善、赦免制度缺失、死缓适用不合理等问题。明确死刑适用的相关条件、对非暴力犯罪废除死刑,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刑种进行结构性调整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死刑限制适用的空间。     

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我国死刑立法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立了严格限制死刑并最终废除死刑的国际标准。以此观之,我国死刑立法虽然在明确死刑的适用条件、缩小适用对象、降低死刑适用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做出了限制死刑的谨慎努力,但在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适用死刑核准程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进一步改进。     

我国死刑的适用及立法转变

任何一种刑罚的存在都和它所处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促成了刑罚的形成,死刑也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我国的死刑制度是与现阶段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伦理和法律意识的发展水平相一致的,这就决定死刑存在的必要性。对于罪行严重,产生极大社会危害后果,如郑筱萸的犯罪,应当适用死刑。但我们应该顺应世界潮流,积极审视我国的死刑制度,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把握好宽严相济的度。今后立法上可以下列方式限制死刑适用:大幅度削减经济犯罪中的死刑罪名;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性犯罪可作技术性压缩;对一些性质不是特别严重的犯罪可以考虑取消死刑;废除和平时期军事犯罪的死刑,对战时军事犯罪中的死刑予以保留;死刑立法应实行死刑相对刑主义;在刑法总则中应明确规定限制适用死刑条款;坚持实现适用死刑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贪污贿赂犯罪立法模式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一直是我国法律规制的重点,然而事实上贪污贿赂犯罪却没有得到遏制,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欠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借鉴各国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经验,在立法模式上应当建立贪污贿赂犯罪的专门性综合立法。其次,在立法中应注意到定量式的罪状建构模式的合理性与先天缺陷,并采用系列立法的方法严密刑事法网。最后,在法定刑的配置模式上,应充分考虑贪污贿赂类犯罪的特质,取消死刑、增加资格刑的选用;同时充分注意法定刑幅度设置的科学性,避免交叉性的规定,以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夸大、资格刑功能错位、罚金刑地位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     

刑事立法政策与公众认同论纲

刑法的公众认同属于观念刑法中的一环,是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的情感碰撞。公众认同对刑事立法政策中犯罪的性质和范围、刑罚的幅度等的确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公众意见亦有一些先天不足,如非理性、滞后性与不稳定性等。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公众对刑法更高的认同感,需要从提高公众的法规范意识、立法吸纳民意程序化、刑法解释常识化等方面着手予以实现。     

论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断增多,在各种“严打”整治斗争中,都将这类犯罪作为严厉打击的重点对象之一。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依法准确地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面临着诸多难题,表现在立法上：罪名设计缺乏前瞻性和完备性;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刑罚设置轻;缺乏对财产刑的规定。因此,要依法打击和预防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首要任务就是要完善法律,提高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量刑幅度,增设财产刑。     

澳大利亚儿童权益保护立法评介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以家庭法和子女抚养（评估）法为研究对象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自出生起就享有神圣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获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十分关注儿童问题,注重加强对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澳大利亚1975年家庭法、1995年家庭法改革法和1989年儿童抚养(评估)法均对儿童权益保护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以期保障儿童的权益。其有益的立法经验对完善我国婚姻法有关儿童权益保护的立法具有启示意义。     

廉政立法关系论

构建惩防腐败的体系,完善廉政立法势在必然。而廉政立法的完善,应以廉政基本法为核心,认真梳理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注意处理好一些重要关系,提高廉政立法的质量和水平,使不同层次的廉政法律法规之间相互协调,相得益彰。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之夸大、资格刑功能之错位、罚金刑地位之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