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对台军售的高技术管窥

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大幅度提升美台军事关系 ,特别表现在售台武器方面 ,不仅售台武器数目多 ,而且技术含量大 ,质量性能高 ,使美对台军售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提升。这些高技术武器的销售从根本上提高了台湾军队的作战能力 ,助长了“台独”“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嚣张气焰 ,大大增加了中国实现祖国统一的难度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一对台军售高技术化是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台军售的显著特点。从老布什政府 1 992年 9月宣布向台湾出售 1 5 0架性能先进的F - 1 6战斗机开始 ,几年来 ,美国向台湾出售了大量的先进技术武器 ,其中包括…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张清敏台湾问题曾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两国建交后，台湾问题仍是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阴影。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刊用向台湾出售武器干涉中国内政。“冷战”结束后，美国大规模扩大对台湾的军事销售，提高与台湾关系的级别，严重...     

大众传媒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

大众传媒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美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不仅会影响外交政策议程的设置,还是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但其影响是有前提条件的,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决策的阶段和类型,取决于政策决策者的共识度,还取决于媒体与政府、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关系。     

从国际法看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 (条约 )的规定 ,从法律上可以证明美国已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美国违反条约必守原则向台湾出售武器 ,允许李登辉访美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违约 (法 )行为 ;美国认真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条约 )所规定的国际义务 ,放弃“以台制华”的违约 (法 )行径 ,对中美双方都有利。     

论美国政治的权力分散特征

了解美国政治的特征是我们认识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基础。由于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民众构成、尤其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美国政治的本质特征是权力分散 ,权力分散表现为权力中心的多元化。这一强调个人和公民社会权利的多元主义体制表明 ,美国的政治过程是由一批权力中心的运作来体现的 ,除了政府机构 ,各种社会力量在决策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利益集团在美国决策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几乎涉及所有政策领域。政府、利益集团和政党已成为当今美国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三个方面。集团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它们的活动是通过政府机构及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进行的。可以说 ,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结束前美国的远东战略与对华政策

二战结束前 ,美国确立了以中国为主要支柱的战后远东国际秩序观 ,这不仅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决策 ,而且使其远东战略深受中国国内形势的影响。出于抗衡苏联的需要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美国不得不将支持蒋介石政权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 ,这决定了它的远东战略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脆弱的、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事件中的美国因素

2003年至2005年，在中欧关系良性互动的背景下，欧盟考虑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但是美国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因为它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通过直接游说和威胁制裁的方式，美国向欧盟施压并取得成功，这表明美国有能力影响欧盟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因此，没有美国的同意或者妥协，欧盟很难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利益集团在美国内外决策体制中的地位

美国的利益集团高度发达,是公民参政的一个渠道,也是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国会立法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对行政机构施加影响从而左右其决策,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司法机构,提供政治捐款影响选举结果。     

从美国对华贸易看经济决策中的智库作用

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三位一体"的贸易决策机制,为美国智库在对华贸易决策中发挥影响创造了条件,也为智库的发展壮大创造了空间。通过智库,我们可以从源头上跟踪美国对华贸易决策的形成与趋势,明了信息沟通与交流对智库判断所施加的正面影响,看出美国利用智库引导和解对华贸易的分歧,从而营造有利的对华贸易决策环境,改善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成功做法,培育中国特色的智库,发挥智库的独特作用,向世界表达中国的贸易利益诉求,促进外国的贸易决策多元包容,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的贸易利益。     

美国台海政策演变与要害分析

美国台海政策随着美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当前美国台海政策新变化,即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美台军事安全合作大幅提升,正进入新的高度,美国台海政策主要出于美霸权利益考量,美国通过曲解“一个中国”原则与维持台海所谓“现状”企图达到两岸长期的“不统”、“不独”与“不战”状态,以便美国长期操控两岸、从中渔利进而防范延缓中国的崛起。然而,随着两岸各自的变化,美国左右逢源、平衡两岸的台海政策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矛盾与巨大风险,并将因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而难以为继、濒于破产。     

“战略模糊”：目的与手段的妥协——浅析美国台海政策的实质

战后美国的台海政策一直是以"战略模糊"为其核心特征的。历史上,意识形态、现实(战略)考量以及其他政策限制等因素共同决定了美国,在可能的台海政策选择中,最终采纳了以实质上的亲台政策为目的,以"战略模糊"为手段的折衷政策。目的的清晰性与手段的模糊性反映了美国台海政策的实质,并对今后台海关系走向具有重大的启示。     

危机下的“潜规则”：试析冷战后的中美危机管理——以1996年中美台海危机为例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转变,这使中美关系中的双边危机时有发生。但是中美危机的性质又促使双方在危机管理中恪守一定的“潜规则”,以避免危机的进一步升级。剖析1996年中美台海危机,在危机处理中双方所共同默守的“潜规则”是:中美在危机中的战略意图:双方目标的相容性、有限性;必须让对方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意图;沟通渠道的通畅、有效是双方了解对方意图的必要保障;双方对各自的行为有所克制,自我约束,留有余地;在危机管理手段上两手(斗争和谈判)并用;危机决策机制的科学化。在历经数次危机的磨合之后,中美危机管理体制仍亟需完善。     

东亚安全中的美国因素

东亚各国因互不信任而缺乏建立安全机制的条件,美国凭借自身超强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掌握了东亚安全的主导权,表现在美国对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上以及对东亚非传统安全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上。美国掌握东亚安全的主导权,其实质就是防范与遏制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性强国的崛起和美国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以更好地服务于其全球战略,使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的世纪",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论美国和欧盟在防扩散战略上的分歧与合作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和欧盟先后出台了各自的防扩散战略。欧美防扩散战略对WMD扩散的威胁认知、反对WMD扩散的行动方式、反对WMD扩散的主要政策措施和对待多边防扩散机制的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分歧;由于欧美面临WMD扩散的共同威胁,双方又在北约防扩散,伊朗核问题和多边防扩散机制内展开了协调与合作。对威胁理解和安全理念的差异,欧洲多边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的对立,欧洲自主性与美国主导性的矛盾是欧美防扩散政策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欧美现在的防扩散合作既有现实的基础,也存在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欧美防扩散合作的前景是建立跨大西洋防扩散战略同盟。     

从国际法看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十分敏感的重要问题 ,回顾台湾问题形成的历史 ,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台湾问题进行法理分析 ,说明美国对中国内政干涉的不合法性 ,由此也可看出国际法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美国的帝国战略与伊拉克战争

美国是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而新兴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及美国将高新技术产业化 ,进一步增强了其超级大国的经济与军事的实力地位。美国对伊动武 ,是实现其构建帝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步骤 ;具体到伊拉克 ,则旨在那里用枪杆子输出美式民主制度 ,争夺石油仅为其次要目的。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将严重动摇联合国的地位 ,已经并有可能进一步在联合国内形成欧洲大陆轴心和大洋轴心之争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002年美国经济走势分析

全面分析美国主要经济指标表明 :2 0 0 2年美国经济晨曦初露 ,但复苏道路依然艰难。     

论开展对美国国会外交之必要性——以台湾问题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日益成为掌握美国对外政策的"锚"和"舵",是影响中国台湾问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研究美国国会,有助于深入理解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开展国会外交,有助于促进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