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事商人法断思——一个民间法的角度

海事商人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政治权力介入商事立法之前,商人们早就在交易中自己"制定"了交易规则。现代商人法是在古代习惯法和中世纪商人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并吸收了商人法的原则与制度。与制定法相比较,现代商人法具有其自身的特性:自主性、灵活性与合规律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现代商人法在调整国际商事交易中有更大的优势,能更好的契合商事交易的现实,符合商人对利益和正义的追求,体现了商事交易的国际性和统一性。     

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构建

我国应选择以<商事通则>为统率,以商事单行法调整具体商事关系的商事立法模式.在此立法模式下构建我国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应当遵循保守与超越的基本理念,这是由于新时期我国的民商事立法模式和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关系所决定的.<商事通则>中商事主体的概念应以商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为要素,超越传统商法中商人概念的确定模式;明确规定商事主体的消极资格,放宽对商事主体营业能力的要求,超越传统商法对商事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在商事主体的范围上,以民事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为基础,尊重我国的社会现实,不明确规定商事主体的范围.     

商事关系内容的建构简

商事关系是由至少一方是具有商人资格的商主体参与的法律关系，其目的是规范并促进商人的商事交易。商人的特性决定了商事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关系，而非权利；其内容应以义务和责任为主来建构，而非普通民事关系那样以权利为核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以关系论和义务、责任来建构商事关系，有利于塑造负责任的商主体，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     

论商人资格的取得与丧失

商人资格的取得与丧失关乎着商人的“准入、退出制度”,对规范商人从事商事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以《商事通则》的制定为契机,从对国外商人资格取得与丧失的立法例考察和对我国不同类型商人的商人资格取得与丧失的分析入手,建议在未来《商事通则》中作出对商人消极资格的规定,对商人积极资格取得与丧失按照设立中的商人、商个人、商合伙、商法人的分类以条文的形式分别作出规定,以实现商事立法的系统化、科学化。     

“自治商人法”理论——戈德曼现代商人法思想评述

现代商人法是在中世纪商人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重新兴起和建立起来的。现代商人法自二十世纪中期重新兴起以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各国学者对此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观点,由此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论战,大大促进了商人法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在这些有关现代商人法的理论和学说中,法国学者戈德曼的“自治商人法”理论由于其对自然法观念以及国际商业社会的现实需要的深刻反映,其所突出表现出来的“自治”精神必将对国际商人法的发展以及各国商人法的统一化进程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戈德曼的“自治商人法”理论进行一个系统的阐述并进行相关的评述,以此获得对这一理论一个全面、客观、深刻的认识。     

商法的规范对象--商事关系论要

作为商法规范对象的商事关系直接决定着商法部门化、商法法域性质、商法价值理念以及商法的法技术方法,因此,商事关系事实上处于商法体系的基础地位。国内商法学界一方面经常将商事关系与商事法律关系加以混淆,另一方面将商事关系理解为狭义的商主体之营业关系,而忽略了商主体人格关系及其所涉及的其他社会关系。德国由于采用新商人主义作为商事关系的确认标准,从而合理地解决了对商事关系的把握和商法的适用问题。     

论“商事通则”立法的国际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商法的国际性本质以及现代市场交易的特征决定了"商事通则"的构建必须具有国际化的思路。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打造"商事通则"的理性架构;以内外一体化的模式设计"商事通则"的具体制度;以商事救济制度的自裁性和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彰显"商事通则"的国际化。     

商事关系的特质与法律规制——兼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商法的独立性根源于其所调整的商事关系的独立性。商事关系的立法界定，应当坚持主观主义标准，以商人作为确认商事关系的核心与基础地位。商事关系在规范对象、价值追求、调整方法等诸多方面均区别与民事关系。与制定《商法通则》的路径相比，“民商合一”系我国商事立法的务实选择。     

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暨后法律体系时代法律体系的拓展方向

我国在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其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在此开放性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由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由创制法律向统筹法律与清理、编纂、修改法律，由“摸着石头过河”向科学规划、协调发展模式，由粗犷型立法向精细型立法，由立法的片面性向把各种社会关系合理纳入到法律范畴内的五个方面的转变；同时，要关注社会、民生、经济、科技和商事立法，注重法律的良善问题，注重我国签订和加入的国际条约、公约与国内立法的衔接，把它们纳入到我国的法律体系范畴中来，关注国际立法的动态，积极融入国际法律社会之中。     

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限制

商事合同以追求效益为基本价值取向，并且兼具一定的公法属性，体现商事交易的习惯和规则，商主体在行使商事合同解除权时呈现出与民事合同的差异。《合同法》分则中关于任意解除权的规定，在商事合同中应当限制适用；当商主体一方为非商人时，需要限制商主体行使合同解除权，对非商人一方的权利予以特殊保护；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间一般采用较短的时效规则。研究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法律适用规则，对于规范司法实践，完善我国商事立法及《民法典》的编撰有着积极意义。     

国内法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关系

国际商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学科,一般认为其渊源是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对国内法是否为国际商法的渊源问题,理论界的论著不多,且存在分歧。     

论法人的国际私法主体资格

法人是国际私法的重要主体,通过对法人的国籍、住所、营业所、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等制定冲突规范,可以有效解决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发生的各种冲突。同时,由于各国法人制度的不同规定,因而存在外国法人的认可问题,我国主要采取特别认可制。总之,对各国法人制度的研究对当今国际民商事交往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我们在《民法典》的立法过程中应实事求是地借鉴各国的普遍做法,提高我国的立法水平,繁荣民商事交往。     

到哪里去寻找商法？——从分工、交换、商人阶级的进化过程进行观察分析

立法有个潜规则——法不责众。我想写文章也应如此。但本文有犯此禁之嫌。因为目前学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商法始源于中世纪的商人法。”本人认为此说欠科学性。主要是本着摩尔根的指引“人类的主要制度和生活技术都是从早期少数胚胎进化而来”。商法从本质上讲反映的是人类的交换史。由此试图从阐述交换及商人阶级的嬗变人手，以厘清商法的历史脉络，拙成此文。     

从国际法看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十分敏感的重要问题 ,回顾台湾问题形成的历史 ,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台湾问题进行法理分析 ,说明美国对中国内政干涉的不合法性 ,由此也可看出国际法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理想与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评析

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理想模式是采取法典形式,这样才能将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内容与立法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促进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民法草案第九编的立法工作,有利于我们认识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模式、内容与结构上的不足,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从现实迈向理想的必然步骤.     

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从商法的产生及发展来看 ,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对调整传统意义上的商事活动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然而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法的产生、民法商法化 ,使商法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 ,商法的发展趋势是民商合一。从商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来看 ,商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是民法的特别法。商法在我国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公约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影响

自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 ,我国相继加入了一些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我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权利、义务发生了变化。为了与国际公约相衔接 ,以履行我们的国际承诺 ,保护我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合法权益 ,我国对该法做了修改。本文旨在从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对修订法的影响这个角度 ,来分析修订法中的相关内容     

论环境NGO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地位

现有国际环境法体系已经赋予环境NGO一定的权利,从而使环境NGO能够以"咨商"、"观察员"、"合作伙伴"、"法庭之友"等身份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但是,关于环境NGO的法律主体地位则存在争议,焦点是法律主体标准问题.依据权利义务标准,环境NGO已具备有限的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因此,在未来国际环境法律秩序中,应构建多元主体的伙伴关系,重视环境NGO的作用.     

军事斗争行为的法律分析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国际范围的军事斗争行为中,个人也逐渐成了其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战争权不再是国家的绝对权利,作为国际法的正常主体要负法律责任。从国内法角度看,法与军事斗争具有阶级同源性,它们的政治本质相通,社会作用也相同,虽然某些军事斗争行为不仅具备犯罪构成的外部特性,也确实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但由于其特殊性,行为主体阻却违法应成立。在国际社会中,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现已被国际法确认为非法,并且联合国对一国采取军事斗争行为的合法性条件作了明确规定。     

略论全球治理理论对当代国际法的影响与挑战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给现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虽然全球治理的理论模式还不成熟和完善,但它已深刻影响到国际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国际法作为调节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对全球治理的实现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国际法也应积极适应全球化的潮流,使其和全球治理理论在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得到共同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更积极地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扮演维护者和建设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