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从宽处罚原则简论

自首从宽处罚是自首制度赖以存在的关键,当今世界各国(地区)大多在其有关自首制度的刑法规定中采纳了从宽处罚的原则。但理论界在从宽处罚的根据方面的认识并不一致;而且,对自首是采取绝对从宽原则还是相对从宽原则,世界各国(地区)也存在着不同的立法例。虽然我国现行刑法主要采用了相对从宽原则,但绝对从宽原则对我国刑法仍有重要意义。     

部分共犯和解量刑问题研究——对“从宽处理”与“量刑平衡”的再认识

共犯的量刑平衡并不意味着可以依据和解共犯的部分和解行为对普通共犯进行从宽处罚,且将造成部分被告人"搭便车"的现象。限制从宽处罚的幅度便是一种相对务实的做法,但仍然面临认定上的障碍与适用上的混乱。从宽处理作为刑事和解的主要方式,已随恢复正义而被纳入刑事责任体系之中。量刑平衡是指兼以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为根据的量刑平衡,是多重目标价值的体现,其与对部分和解共犯的从宽处理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冲突。     

误区与正道: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定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于总则中原则性确立,学界一直坚持的认罪认罚从宽入法主张得以实现。但是,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诸多理论问题。认罪认罚从宽的核心在于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从宽的实现。程序从宽命题包括诉讼程序从宽、强制措施适用从宽和证据制度从宽三个方面。但该理论命题存在诸多法理与逻辑上的问题,可能将从宽置换为程序从快、从简,有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予否定。认罪认罚从宽应当从刑事实体法理论体系中寻找自身位置,接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在量刑时坚持认罪认罚后从宽,而非从宽后认罪认罚的基本逻辑,精细化研究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立功间是否存在重复评价等问题,避免因不当限缩从宽的幅度与范围而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萎缩。     

展望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是一个国家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必然要求 ,这一制度的建立要遵循三项基本原则 :谦抑原则、相称原则和禁止原则。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基本体现了这些原则的精神内涵 ,但仍需从多方面进一步完善 ,要在构建专门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完善各项制度 ,设立相关机构 ,以最终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的几个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处于试点运行阶段,需要从程序从简和实体从宽两个维度推进,正确认识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运行对控辩审职能的影响,同时着力解决好特殊情况下的撤案、被害人权利保障以及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法律效力等问题,以进一步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     

论实体法评价范式对认罪认罚案件从宽规则构建的约束——基于对“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办法”第22条的反思

从《试点办法》第22条中解读出的坦白情节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不可以获得减轻从宽的内容,体现了实体法评价范式对认罪认罚案件从宽规则构建的约束。认罪认罚案件的程序性情节体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的价值基础,并与其模式基础相契合,应当成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构建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量刑规则,应当在刑事一体化思维指导下,结合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进行。为了体现实体公正与程序价值的相互协调,应当把"罪责刑相统一"原则具体化为比例制的最终从宽幅度限制,而非使用具体的实体法评价规则去限制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最终从宽幅度,或者使用实体法评价范式直接评价程序性从宽情节。     

博弈论视角下的自首行为分析

用博弈论的观点分析自首行为，是对刑法问题研究的一次创新和突破，是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自首行为与博弈论分析对象的内在契合性决定了自首行为博弈分析的可行性。为使用博弈论观点分析自首行为的可操作性更强，博弈模型的分析找到了多种策略组合中的纳什均衡点，为自首制度的施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不同博弈类型下自首的认定分析，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自首认定问题提供了路径。     

思辨:“大义灭亲”量刑情节之变异

"大义灭亲"是指犯罪行为人亲属协助司法机关使其归案情节可作为酌定减刑情节的情形。从伦理角度来看,"大义灭亲"的规定不合理,即可能破坏家庭和睦,不利于社会和谐,也可能使法律疏离伦理,上行而下难效。从法律角度来看,"大义灭亲"的规定不合法,即与自首情节相比较,两者相去甚远,与量刑情节也格格不入。因此,"大义灭亲"不应作为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供司法实践参照执行,也没有必要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老年人犯罪研究

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犯罪问题不容忽视。国外大都有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特殊规定。对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我国具有悠长的历史,但现行刑事立法并没有相应体现。从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正当性根据、刑罚本质属性来看,都应该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从宽"应该体现在实体性保障与程序性保障上;另一方面对于主观恶性较深或人身危险性较大的老年犯罪人,应该"从严"。     

适用立功制度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刑法中的立功制度在打击犯罪、改造罪犯的司法实践中作用重大。应从实体、程序两方面正确认识和运用立功制度 ,以保证其目的的实现。本文从立功的范围、如何贯彻“立功从宽”、适用立功的程序保障等方面作了探讨。     

立功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立功是我国刑法中特有的一项从宽处理的制度,贯穿于犯罪分子到案后至服刑期满的整个期间。立功能否成立,应依据主体、主观方面、客观表现、法律效果等来认定。     

共同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证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自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实施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修复社会正义、保护被告人权益等积极效果,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有部分被告人拒不认罪,案件的整体量刑相对较重,容易对已经认罪的被告人施加过重的刑罚,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2022年H省共同犯罪认罪认罚从宽处罚案件的梳理,发现司法实践中共同犯罪案件认罪从宽处罚制度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提出可供参考的完善建议。     

行政诉讼原被告资格研究

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是对行政诉讼当事人特定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这有利于社会权利主体请求法院解决行政纠纷的范围的拓宽,也有利于国家更加有效地保障公民权益以及推动依法行政的实施。在行政法治的情势下,讨论行政诉讼原被告资格问题,对于推动行政法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问题初探

当前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自然人,法律对于单位能否适用认罪认罚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被告单位要求适用认罪认罚的刑事案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理论出发,明确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时,根据实践中制度适用存在的自愿性认定困难、程序设置缺失以及担心涉诉信访而限制制度适用等问题,从主体、程序、量刑建议和权利保障四方面提出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研究

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重点聚焦被追诉人的权益保护,而对被害人权益保护却重视不够,存在知情权保障有限、参与权保障不足、赔偿范围偏窄、缺乏值班律师援助等问题和不足,亟待加以完善解决。文章通过梳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被害人权益保护现状,分析总结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路径,以期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研究有所裨益。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应当从多个方面落实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如不适用死刑、适用轻刑化量刑原则、对犯罪情节轻微者免予刑事处罚、尽量适用缓刑以减少关押、正确合理地适用附加刑等。     

论单位自首

我国刑法中无对单位自首并无明文规定 ,目前对于单位自首的研究 ,少有人问津。单位自首 ,应当存在 ,并以自动投案和如实交代为构成条件 ,并规定以相应的从宽处罚情节。     

浅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研究中,认罚部分的研究未能得到学者们足够重视,使得认罚概念至今仍有争议,认罚从宽依据依旧不明,导致司法实践极易出现从宽评价失当、制度价值虚化等问题。为此,应当从“认”与“罚”之双重维度厘清认罚内涵,从恢复性司法、处罚必要性降低、诉讼效率提升等方面阐明认罚从宽的合理根据,并通过与域外类似制度的比较分析探索当下认罚程序的不足,为后续完善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