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警法》之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和影响在当今侦查工作中正呈现出一种扩大化趋势。由于海洋事务与海上国土逐渐占据愈发重要的战略地位,立法规范对海上刑事案件享有侦查权的海警机构的技术侦查行为需要提上日程。当前,《海警法》与《刑事诉讼法》对海警机构采取技侦措施的适用对象、限制条件、执行机关等进行了规定。由于技术侦查措施本身具有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性,立法设置既应该考虑打击犯罪的有效性,又应该达到保护人权的效果。目前,在程序规范和监管救济等方面缺少具体的立法规制,相关立法仍不够完整、系统和具体,需要作进一步的衔接与完善。     

执行《刑事诉讼法》的七个误区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提高刑事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以及保护人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现实执行环节上看，不可否认，仍然存在着一些有悻立法原意、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现象，有的还相应严重，应当引起司法界的高度重视。误区之一，超时传唤、拘传、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这本是《刑事诉讼法》增加的保护人权的主要法律承诺，但在执法中，一些执法人员不能在初查上下功夫，侦查水平、讯问艺术不高，仍然依靠以前老…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反腐意义与展望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明确的人权保障条款并完善了相关措施、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并承认证据的可采性、增设外逃贪官赃款没收程序等,对我国惩治腐败和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贯彻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还需要借鉴国际经验,从规范技术侦查、确立"污点证人"制度、确立推定规则等方面入手,继续强化刑事诉讼法反腐的力度。     

论同意搜查的若干问题及其在我国的建构

同意搜查是侦查机关征得被搜查人同意后进行的一种无证搜查方式,它是侦查机关在无法事先获得搜查令状时而采取的灵活侦查手段。同意搜查比有证搜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英国、美国、德国及法国等普遍存在。同意搜查的理论依据、实质要件以及侦查机关与被搜查人的心理博弈等是同意搜查制度中的重要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搜查制度,但立法对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同意搜查却未作任何规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时常发生。因此,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同意搜查制度实为必要,以规制同意搜查和保护人权。     

新《刑事诉讼法》中特殊侦查制度的若干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将长期处于隐秘状态的"技术侦查"作为单独一节加以规定,体现了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也是促使侦查程序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得法律条文急需相关解释加以完善,但是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和相关部门规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立法缺陷并未得到弥补。这不仅不利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规范和限制,而且易导致特殊侦查措施成为侦查机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工具。由此,本文对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诱惑侦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入了第151条的新规定,该条所述及的侦查行为就是"诱惑侦查"范畴下的"机会提供型"侦查行为。因为"诱惑侦查"自身的特点,需要合法规范地行使"诱惑侦查",并且着重保护公民权利。应当首先对"诱惑侦查"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且对《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制定和修改过程做简单的梳理,进一步明确该条款的立法意图和立法目的。在此基础上,可以对"诱惑侦查"的合理、合法实施以及规制提出构想。     

侦查讯问程序公开化进程简析

继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引入总则并在讯问程序的相关条文中加强人权保障后,公安机关及检察部门先后完善了《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和《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等操作性规范。基于当下刑事诉讼领域的有利导向以及社会环境的现实需求,结合我国侦查讯问程序公开化的现状,研究分析进一步推进我国侦查讯问程序公开化的方向。     

联合侦查的由来与立法比较:以欧洲法为重点考察对象——兼论联合侦查组织体的地位、性质与构成

联合侦查是在各种初级侦查合作方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性、深层次的高级形式,涉及国际法、《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际《刑法》范畴,并从打击跨国犯罪的视角进行探讨,却忽视了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一个阶段的本质属性。以欧洲法为对象,对联合侦查的发生过程和现实立法进行梳理和比较,并论证联合侦查组织体的相关问题。     

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技术侦查是现代科学技术与侦查高度结合的产物，从犯罪侦查的发展趋势看，技术侦查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技术侦查法制化具有现实合理性。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制度上的缺陷，始终没有赋予这种手段公正、合法的地位。应该通过立法确认将技术侦查上升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方法，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技术侦查的概念并进行全面的规范，注意把握程序正当性原则，兼顾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构建规范的技术侦查实施体系。     

论法治视域下新《刑事诉讼法》的亮点与不足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新的《刑事诉讼法》亮点十分广泛,包括"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强制亲人出庭指证、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扩大法律援助范围、严格限制"不通知"家属情形、死刑复核更慎重等,强化了对公民人权的保护,是刑事诉讼立法的里程碑。同时,还存在着没有确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侦查机关违反规定"担责"不明确、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或成虚设、没有对技术侦查进行限制和规范等不足之处。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秘密侦查措施作为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进行立法规制,这不利于保障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也与现代法治国家遵循的侦查程序法定原则相违背。借鉴他国秘密侦查措施在立法上遵守的相关原则,提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适用范围、条件、执行依据、适用对象和救济方式的法治化对策。     

中外侦查价值观比较

侦查价值观就是那些可能对有关侦查立法、侦查实践、侦查研究等行为产生影响的非法律因素。由于政权文化,诉讼模式的影响,两大法系形成了以"注重打击犯罪与注重保护人权","重视程序正义与重视实体正义"为代表的一些相对对立的价值观。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与政权文化特征,中国的侦查立法,侦查实践和研究长期受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在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模式构建上也在不断地借鉴和吸收着两大法系的价值观。     

论恐怖犯罪案件侦查辩护的规制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惩处恐怖犯罪的程序予以立法规制，但“恐怖犯罪”的基础定义不清导致了处置和理解混乱，因此，因根据《反恐怖决定》按类罪理解，实现定义的统一。在恐怖犯罪的实然层面，打击恐怖犯罪政策逐渐趋严；在应然层面，维护更大的公共利益需对私权克减，但又需保护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不得侵犯，遵守底线。恐怖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辩护权应有所限制，主要表现为辩护委托权、律师辩护会见权、帮助权、通信权、阅卷权、调查权、豁免权等权利的限制。     

论侦查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第五编新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给予了足够重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在侦查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不遵守案件办理程序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应该遵守教育、感化、挽救、特别保护、全面调查、分案处理、迅速简易、个别化审理等原则,要从传唤、讯问、强制措施的适用等各个方面注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我国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原因分析

2012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1款已然将"诱惑侦查"纳入立法规制之中。其实,诱惑侦查在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早已大量运用,并且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诱惑侦查一旦运用不当,就会侵犯公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成为"警察圈套"。侦查程序的高度封闭性、立法规定的空白、裁判者难以作出无罪判决或终止诉讼程序的判决三方面的原因使得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

侦查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加强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已成为刑事诉讼程序民主和文明的世界趋势。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是我国 1996 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大进步。但其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及其保障等方面的规定仍有不少缺陷。借鉴国外之立法,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完善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之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阶段立法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瓶颈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在总体上呈现出粗略、概括、模糊的特点,引发实务部门和学术界对于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讨论。现阶段立法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瓶颈在于:在立法利益格局上,执法部门处于垄断地位且相互博弈,而公众缺乏参与机会;在现行制度和理论上,检察监督和司法审查两者均不妥适;在系统性法律架构中,缺乏有效的隐私权保护、国家赔偿和非法证据排除等司法救济。这些瓶颈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条件和制度支撑被强行"打破",而应当在"相对合理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技术侦查规则的细化来实现,最终达致整个技术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制度

从总体上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系针对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做出的立法反应。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采取了＂分散型＂的立法模式,《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有组织犯罪法》、《通讯秘密及隐私保护》等法律对电话监听、函件扣押、卧底证人、污点证人等秘密侦查行为作了法律规制,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秘密侦查的于法无据问题。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带有明显的葡萄牙法制的痕迹,这表明澳门地区的法律本地化工作虽已启动经年,但要真正制定出符合澳门本土的法律制度,并逐渐摆脱葡萄牙的阴影依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过,相对于秘密侦查立法至今仍然一片空白的中国大陆地区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法律制度依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对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的思考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的有效手段,但行使不当会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法治国家对刑事搜查的启动程序都作了严格规定。而反观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对搜查的规定,在刑事搜查的启动程序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并期待立法完善,以期更好地发挥搜查在侦查犯罪中的作用,并实现其人权保障的功能。     

论我国刑事立案程序之完善

刑事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初始程序,它标志着国家对于犯罪行为追诉的正式开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立案程序规定为并列于侦查程序的独立程序,但是立案程序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从侦查启动的固有特性来看,我国应将立案程序并入侦查程序予以规定,同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立案程序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