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的再思考——以出租车女司机追撞劫匪为例

本文从典型案例的分析入手,研究和探讨新刑法中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本意和适用原则.刑法中正当防卫的制度设计更多的是关注对公民防卫行为合法性的确认和保护,而不是赋予公民制裁和惩罚不法行为的权利.故而对特殊正当防卫中公民防卫权的适用必须加以严格的条件限制,避免防卫权膨胀而被滥用的危险.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刑法对社会生活应有的指引功能,同时使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质疑

新刑法将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但无限防卫权的确立损害了“刑罚权应由国家统一行使”的原则，损害了刑法的公正价值，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违背了正当防卫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我们应在立法上尽早取消无限防卫权，完善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     

论新刑法对正当防卫的修改与完善

旧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导致实践执法的困难，妨碍公民正确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新刑法完善正当防卫的概念，明确正当防卫的性质，修改和完善正当防卫的条件，确立了公民的无限防卫权，使正当防卫制度更加完善、明确和具体，有利于公民正确地实行正当防卫，依法保卫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防卫动机不必要论之提倡

传统的刑法理论要求正当防卫的成立必须具备主观的正当化要素,即包含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防卫意识。然而,对防卫意识中意志因素,即防卫目的的要求,其本质是一种对动机的立法,也是一种道德立法。为了实现正当防卫的法确证功能及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法律只须要求从客观上看来,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实施了在允许限度的防卫行为,便足以成立正当防卫。对防卫动机过高的要求,一方面,存在难以探测行为人内心的弊端;另一方面,违背了正当防卫实现其法益保护的功能,不利于公民防卫权的实现。因此,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行为,便可满足正当防卫的主观正当化要求。至于防卫动机,则只是当防卫行为超出必要限度时,作为一个量刑要素予以考察。     

无限防卫权及刑法第20条的理性思索——兼与张成敏教授商榷

无限防卫权是刑法学上颇具争议的问题,文章分析了无限防卫权存在的诸多缺陷以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对张教授的二难悖论作出回应。认为取消无限防卫权、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是我国刑法规范所应选择的立法模式。     

无限防卫权的思考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构成条件、防卫过当、无限防卫权等都做出了明文规定,但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围绕着正当防卫的限度、无限防卫权的界定问题,依然存在着争论。本文对无限防卫权的界定及适用无限防卫权问题之规定应注意的问题进行阐述,希望对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有所启发。     

关于正当防卫若干争议的探讨

新刑法实施以来 ,仍然存在混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或者不法侵害的界限。究其原因 ,除了有的源于司法不公之外 ,主要是对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必要限度和特殊防卫权存在不同的认识。如何统一认识呢 ?一、明确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 ,即界定正当防卫所制止的不法侵害 ,必须分析不法侵害的特征和正当防卫的性质、功能及其发展趋势 ;二、认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应按照新刑法放宽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对防卫者采取宽容态度 ;公正地评判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三、特殊防卫权的适用范围 ,不是无限的 ,而是有限的。公民行使特殊防卫权 ,必须在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前提下 ,才不受防卫强度的限制     

立法主旨:罪与非罪的视角把握:实践中超时空看正当防卫之界定

本文就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规定进行了超时空的实践考察和理论探讨。作者认为 :两部《刑法》从有限防卫到无限防卫的立法演进 ,并非给实践划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提供现成的答案 ,因而界定某一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时 ,应以事实分析和法条入套为基础 ,以立法主旨为罪与非罪的视角把握 ,才能杜绝有悖刑法价值的错案发生     

无限防卫权立法化之价值及其缺陷思考

本文对我国无限防卫权立法化的价值及其缺陷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认为无限防卫权的刑事立法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弊大于利，建议在修订我国现行《刑法》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并借鉴国外立法例完善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     

无限防卫权问题及对策

无限防卫权是刑法修正后所确立的一项新条款，反映了立法主体对正当防卫态度转变。文章试图从无限防卫权的具体应用中来阐述问题，以求无限防卫权规定之完善。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根基与诠释

当今学术界对无限防卫权的概念与特征存在不同认识,有人甚至建议取消这项新规定,这种争议其实都源于对无限防卫权的权利本位的认识模糊。刑法规定无限防卫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包容关系,无限防卫权除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的基本特点外,还应该有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对无限防卫权的权利根基进行探究,并对其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含义进行诠释,对正确理解无限防卫权具有重要意义。     

正当防卫制度的沉睡与激活

正当防卫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公权力难以及时介入情形下的私力救济权。刑事立法对公民的正当防卫权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但司法实践总体呈现“谨慎出罪、量刑偏重”的倾向，这既有理念的原因，也有制度和技术的因素。在考察域外立法例与实务运作以及本土语境下正当防卫制度根基的基础上，应当通过树立根植于本土的公众司法观，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重新厘清防卫意图与伤害意图的关系，以“重行为、轻结果”的判断标准重构行为相当性判断准则，并最大可能地摆脱案外隐性因素对刑事审判的影响等途径唤醒沉睡的正当防卫制度。     

中日正当防卫若干问题比较研究

正当防卫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各国刑事立法也都有相关的规定。本文对我国和日本正当防卫的法律后果表述、正当防卫成立要件以及特别防卫权等问题进行比较,认为我国应将正当防卫的法律后果明确表述为“不违法”;在对两国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分析后,指出各自的优劣;关于特别防卫权,笔者认为我国的相关立法规定较日本国的更为科学。     

试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意识

正当防卫制度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社会呼唤正义、倡导见义勇为的今天,正当防卫制度尤为社会公众所关注。主观条件是正当防卫的重要构成条件之一,正当防卫主观意识、变化了的防卫意识可以导致防卫过当。我们应采取措施培养公民形成正当防卫意识,从而达到使公民充分行使正当防卫权,有效、及时地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     

对特殊防卫权的反思

设立特殊防卫权有利于鼓励公民自觉地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及时有力地打击犯罪,有效地维护合法权益.但反观现行刑法设立的特殊防卫权,不难发现其存在适用范围不明确、立法价值有偏差、实践效果不理想等缺陷,应采取完善立法、司法解释,借鉴国外"撤退原则"等对策.     

对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的探析

1997年的刑法第20条第3款确立了我国刑法中的特殊防卫制度,在法律层面上第一次将特殊防卫权立法化.虽然该条文对特殊防卫权做了规定,但由于对立法本意和价值精神的领悟不同,导致大家对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理解各有不同.     

正当防卫权主体之探讨

正当防卫权的享有者只能是受害者,这是目前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但正当防卫权设置的初衷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而不法侵害不应仅仅从最初的表现形式进行界定,受害者在某些情况下超出了防卫范围的侵害亦属不法侵害,故正当防卫权的主体应从实质意义上进行把握,即侵害者也应当拥有正当防卫权.它包括一般防卫权和在特定情况下的无限防卫权.     

适用正当防卫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新《刑法》第二十条重新界定了正当防卫的概念,放宽了防卫限度,增设了无限防卫权,与1979年的《刑法》相比,进一步完善了正当防卫制度。这样不仅有利于调动和保护公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而且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定正当防卫。但在具体适用正当防卫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正确认定防卫意图,准确判断防卫限度,严格把握无限防卫权。     

对刑法第20条中“行凶”一词的质疑

修改后的刑法确立了公民“特殊条件下的无限防卫权”，这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但是，刑法将法律意义十分含混的“行凶”也规定为无限防卫权的实施范围，将给其适用带来相当的困难；又由于法律具有指引和评价的效能，对“行凶”实施无限防卫权规定的严重负面导向作用，决不可低估。由此可见，“行凶”规定是刑事立法中的重大疏漏，必须尽快通过立法解释加以弥补，或废除其适用和效力，或限定其内涵和外延。     

正当防卫理论若干争议问题探讨

对于正当防卫问题的研究,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比较重视。尤其是1997年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重大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明确和放宽了(一般)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其二是增设了关于特殊防卫的规定。上述修订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正当防卫诸问题的新思考。本文试图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和特殊防卫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