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当下中国,民众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相当明显,这种政治信任结构虽然说明政权合法性依然牢固,但是地方政府缺乏民众信任却影响了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政治稳定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这种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文章从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制度主义三个角度对民众偏信中央政府进行了解释,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与经济增长机制三个方面对形成这种“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的生成机制和生成结构进行了解析。     

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绩效合法性与制度合法性的假说

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了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正经由完善治理制度以提升治理质量。随着治理理论的演进,政府质量理论超越片面强调政府绩效的"结果导向"治理模式,提出以治理制度的设计逻辑及其制度化运行为核心的"过程导向"治理模式,为政治信任提供着关键来源。基于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应从国家治理角度区分执政绩效与政府质量对政治信任的不同影响机制。政府质量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形成发挥着独立且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与执政绩效共同构成政治信任的决定性因素。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存在不同的动力源泉,政府质量和执政绩效对二者发挥着差异化影响。治理制度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是信任中央政府的关键成因,而代表性和回应性是地方政府信任形成的主要机制。     

正确区分制度功能与角色功能——群体性事件动因分析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混淆不清有着密切的关系.公众会根据制度运行的好坏及其作用的发挥来建立政治信任,执政主体也同样依靠制度的良好运行来实现价值追求,赢得公众的政治信任,从而预防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外,政治角色通常会被看做特定政治的代表或化身,所以政治角色的所作所为也同样会成为引发或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应从确立制度的权威、加强问责制、完善引咎辞职制等方面入手来正确区分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     

中国情景下的公民文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制度理论、文化理论是西方解释政府信任起源与影响因素的两种竞争性理论。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波、第三波数据,本文检验了两种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效力与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制度理论对我国政府信任具有良好的解释效力,但是不同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和变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的线性关系趋于复杂;文化理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和低估,从文化视角解释政府信任应当关注公民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本文也验证了我国政府信任的结构差异和非均衡特征,有关政治代表性信任与行政执行性信任的区分,提供了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任结构分化的有效框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同时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政府信任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辨析。     

政府信任媒介的信任建构逻辑及其获得机制建设——基于乡镇政府的考察

政府信任媒介主要包括日常话语、接触、民众参与和文化符号.它们分别通过代表正向效应的“街谈巷议”和代表负向效应的“流言蜚语”两种方式,旁观-过渡-决策三种类型、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四种政治文化,来建构和影响村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信任.为了使政府信任媒介能够对政府信任发挥正能量的作用,我们的制度系统应该建立三种信任获得机制:一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二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动力机制,三是乡镇政府信任的评价机制.     

制度功能与角色功能的区分:群体性事件动因的一个分析框架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是,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混淆不清有着密切的关系。公众会根据制度运行的好坏及其作用的发挥来建立政治信任,执政主体也同样依靠制度的良好运行来实现价值追求,赢得公众的政治信任,从而预防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外,我们还应看到,政治角色通常会被看作特定政治的代表或化身,所以政治角色的所作所为也同样会成为引发或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从确立制度的权威、加强问责制、完善引咎辞职制等方面入手来正确区分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以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对于"违宪审查"的概念分析

违宪审查热是当前宪法学研究的一个误区.抛弃倾尽全力论证和推动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理想主义,首先应该探讨的是违宪审查的基本概念.应该严格界定违宪的概念,尤其是要与违法区分开来,继而分析究竟什么是违宪审查,在此基础上讨论我国违宪审查的现状.     

当前政治信任面临的困境及战略选择

作为逻辑起点的政治信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很容易受到干扰和动摇.因此,从价值层面来说,需要塑造核心价值体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从制度层面来说,则应理性地探寻政治不信任的产生根源,考察政治信任的逻辑结构,确立构建政治信任的战略选择.     

官德建设的误区及其对策

官德建设是在反腐败斗争中群众关注的焦点,官员的道德价值趋向和道德表现,具有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当前存在着官德建设过分依赖人性而忽视理性的看待人和分析人;过分依赖自律而忽视他律和制度建设的误区。在官德建设中,要避免官德建设的超前性与社会道德的现实性相混淆;要避免把个人道德置于制度道德建设之上。     

重建信访制度关键在民意表达

信访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和治理制度。近十年来，信访制度被过度政治化，产生了两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后果。第一，作为一种政治参与，信访应该培养依法维护权利的公民，增进从事信访的公民对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信任。事实上，信访往往培养出介于公民与政治人物之间的超级访民，这些人在地方政治中可能成为专门利己的反对派。第二，作为一种治理制度，信访制度应该有助于中央政府依法监督各级地方政府，同时保障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正当权利，从而保持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基本信任。事实上，信访制度成了中央对地方单向施压的工具，不能保障地方政府向中央反馈信息和提出建议的权利。过度政治化的信访制度迫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干部为上级政府“买单”、“背黑锅”甚至“顶雷”，必然削弱乃至瓦解他们对中央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