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税收协定与最惠国待遇的关系辨析

双边税收协定处理的主要是直接税的国际协调问题,而最惠国待遇在贸易、投资等领域被广泛使用,但是在直接税领域却并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待遇标准.wto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并不适用于双边税收协定,我国对外谈签的双边税收协定也不包含最惠国待遇条款,我国在双边税收协定领域不承担最惠国待遇义务.     

国际投资法中违反非征收投资条约义务的损害赔偿研究

现代国际投资协定的两大显著特征表现为:一方面规定了大量的投资实体权利保护条款,另一方面又规定了投资者诉东道国的创新性直诉权.在实体权利条款中,国际投资协定规定了征收必须提供“充分、及时、有效”的赔偿;但是,对于东道国可能违反其它投资协定条款的赔偿却没有做出具体规定.随着大量非征收违反案件的出现,投资仲裁庭开始求助于霍茹夫工厂案标准以及编纂了《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并创造性地将之适用于非征收违反案件,但是这种适用也引发了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TPP环境规则的特征变化及制度启示

TPP环境条款涵盖议题广泛,既有原则性的环境条款,也就具体领域展开规定;既有实体义务条款,也有确保环境义务得以落实的程序机制条款。总体而言,TPP环境条款是环境保护规则的"升级版",是现有环境规则的"集大成者",虽短期影响趋弱,但展示了国际经贸协定中环境规则发展的深远趋势。我国应该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对TPP环境规则及其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认真考虑现有的经贸投资与环境制度是否兼容,确定应对措施,积极争取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度性话语权"。     

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平行程序的规避——以程序安排为中心的思考

国际投资协定争端解决条款的文本设定与平行程序的生灭有直接因果关系。鉴于平行程序引发法律标准不统一、正义迟延等诸多问题,合理安排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产生的冲突程序关系是解题之道。缔约方应善用用尽当地救济条款、岔路口和弃权条款、程序合并条款、合理建构国际投资协定的争端解决条文,并可以据此从位序、选择和合并三类安排上破解程序平行难题。     

简论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一般例外规则

当前国际投资法律制度领域面临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促进外国投资与保护社会和环境两大原则之间寻求平衡。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国际投资协议开始引入"一般例外"条款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对"一般例外规则"在新一代投资协定中引入的原因、类型及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推想,该举措将鼓励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构更多考虑国家对于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以缓解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投资协定和仲裁不正当束缚东道国监管权的担忧。     

《中日韩投资协定》中的利益平衡问题评析及启示

2014年5月17日生效的《中日韩投资协定》借鉴了平衡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和东道国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模式,使得利益平衡理念在序言、定义、最惠国待遇等条款中均有体现;但鉴于三国间政治冲突、文化差异以及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的不同角色,协定实现的是以"利益交换"为基本理念的"低标准"的利益平衡,仍有部分重要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条款未满足利益平衡的要求。当前,中国在与他国缔结的投资条约中,也应该逐步放开诸如准入前国民待遇等领域的限制,在条约中加入劳工标准的条款,在实现"高标准"利益平衡的同时,有助于中国企业成功立足于海外市场。     

论比例原则在有关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开创性适用

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比例原则已经得到了开创性适用,分析表明其将得到进一步扩大适用。比例原则是一个比非歧视原则要求更高的原则,甚至被认为是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中包含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我国新一轮双边投资协定中大都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及基本上都放弃了逐案审查权、国际投资仲裁中国际法得到越来越多适用的情况下,比例原则在有关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适用应该引起我国学者与当局的关注和思考。     

所得税壁垒的消除与服务贸易自由化

所得税领域的税收歧视和双重征税能够对服务贸易产生扭曲作用.所得税的国际协调和贸易自由化是分另q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和WTO来实现的.但是,WTO体制本身不解决双重征税,也无法有效处理税收歧视问题;而税收协定对税收歧视和双重征税的消除也是不彻底的.同时,WTO体制和税收协定也无法解决多边的税收问题.     

美国对跨国并购融资中滥用税收协定的管制措施及评析

针对跨国并购融资中滥用税收协定行为,在美国,可适用国内法层面的反导管原则与国际法层面的管制措施——双边税收协定中透视法、渠道法条款来管制。国内法层面的反导管原则从规范具体交易的角度,而国际法层面的管制措施则从规范可获得税收协定利益的适格主体角度,两者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可对跨国并购中导管融资安排施加有效管制。中国目前尚未在国内税法中制定反导管规则,美国立法例值得中国借鉴。     

国际投资协定中非歧视待遇的适用阶段与例外——兼议中国之对策

非歧视待遇包括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许多国际投资协定和与投资有关的协定明确规定的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标准,也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关键因素。各协定对其适用的时间范围存在较大分歧,焦点在于非歧视待遇是否适用于投资准入前阶段以及允许缔约国保留哪些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