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及其生成机理——基于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

近年来,为防控大型工程上马引发社会冲突,我国着力推进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治理工作(简称"稳评"和"稳管")。但在实践中普遍存在"风险治理"与"风险制造"并存的困局。本研究通过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提炼出"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概念以理解这种现象,并进一步建构了包括"原生型社会稳定风险产生"、"政府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公众应对与感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形成"三个阶段在内的我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生成机理模型,指出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风险治理四个环节的失当及其引发的公众风险感知加剧。针对于此,需从三方面予以改进以优化治理效果,防止悖论发生:(1)调整风险治理的价值定位,从"项目本位"转向"人本位";(2)完善风险治理的制度设计,通过决策开放嵌入民主;(3)加大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关注,为风险治理中的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之间搭建桥梁。     

风险社会视域中社会治理的挑战与破解

风险社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表现在增加了社会动荡风险、治理风险的行为成为风险源、我国现行的社会治理体制本身成为重要风险源、"有组织不负责任"使社会治理主体模糊、文化心理风险消解了治理努力。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四条破解之道,即更新治理理念、构建合作性治理格局、健全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和以增进社会信任为重点加强社会道德建设。     

从心理疏导到社会心理服务: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一次重大拓展,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项重大创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处理好个体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心态引导、社会情绪管理之间的关系,专业化服务和广大党员干部参与之间的关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推进和完善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完善领导体制,拓展以个体心理健康为重点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建立社会心态的识别、分析和吸纳机制,并引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以公正性和获得感为导向,完善公共政策的评估体系;加强公共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提高公共政策的可预期性;优化政策执行过程,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以民心为出发点,改善基层社会治理和党的群众工作。     

大学生急性应激事件后心理援助实施与思考

大学生在遭遇急性应激事件并出现情绪波动、认知狭窄和心身不适等急性应激状态后,通过遵循"及时、就近、恢复社会功能和症状正常化"等原则合理安排时机,建立信任关系,帮助当事人处理现实隔离感,运用情绪疏导和认知调整,降低急性应激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重建生活秩序和信心。实践表明,除了对急性应激后大学生实施干预外,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强化与干预、心理援助长效机制建立对学生心理康复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民主观上的差异

民主是理性的产物,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建构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建构原则,理性具有认知含义与价值含义,前者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能力对政治问题得出具有认知合理性的见解,后者意味着每个人的上述见解都应得到同等的政治对待。这两点内容在实践中就表现为了以决策参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同时满足了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要求,也使民主成为一种"好"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紧张,围绕这种紧张,精英民主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展开了不同的理论叙事,对民主是否一种"好的"治理模式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我国政府对中介组织的管治困境——以建设工程领域中介服务为视角

中介组织介于政府与社会委托方之间,已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角色的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群体。我国政府对中介组织存在治理悖论与困境,并衍生诸多问题。本文以建设工程领域中介服务为视角,探析政府的管治困境、成因及可行性改善政策。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心理区隔化与现代人格的非整体呈现

伴随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民众的心理状态也在发生深刻改变,它集中体现为各种"现代人格"特质的逐渐孕育。与此同时,受到诸多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日常社会认知又表现出鲜明的"心理区隔化"现象,其现代人格的彰显流露出明显的"非整体性呈现"状态。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基层民众社会认知"现代转向"的普遍样式,即某种"冲突型"现代人格的自我培育过程,它是中国特殊社会发展历程的自然产物。     

公安院校心理训练课程“体验-分享-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公安院校心理训练课程专业性强,要改变学生被动式教育的现状,就需要强调教师与学生间的双向作用,构建"体验-分享-实践"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通过创设体验情境、交流平台和实践机会,让学生主动参与课程、分享课程、理解深化课程,并达到"体验激发情绪、行为改变认知、习惯积淀品质"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已有知识结构的重新组织与建构,进而完成由"接受式学习"到"发现式学习"的转换,以此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同时,公安院校在心理训练课程教学时,既要厘清课程定位,保证训练内容贴近实战,也要规范训练课程的操作程序。     

政府信任的距离悖论:中美两国为何反向而行?——基于“承诺—兑现”的信任生成机制的分析

中美两国都存在政府信任的距离悖论。美国式的距离悖论是距离产生隔阂——亲近基层厌恶高层,而中国式的距离悖论是距离产生美——亲近高层仇视基层。中美两国在政府信任的距离悖论上反向而行,既有国家结构形式等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法治化程度、新闻自由等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还有政治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和资源富足程度等国情方面的原因。只有从其成因入手,才能够让这种中国式的距离悖论有所改变。     

社区心理服务:一种社会精细化治理的路径

社区心理服务与社会精细化治理之间有应然的本质联系与实然的差距,社会治理长期缺乏心理学的作为。心理学在精细化社会治理中要发挥应然的价值,需要做实社区心理服务,从社区心理服务的宗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模式、服务技术与人员的科学化来延伸社会治理的空间,为达到更高层次的精细化治理状态进行积累。     

制度结构、非均衡依赖与基层治理困境的再生产——以居委会减负悖论为例

基于国家治理方略的要求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的需要,各地不断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的机制、路径、模式。但是,诸多旨在消解传统治理体制与基层生活实践的制度与机制创新却不断遭遇一个现实,即大量的基层治理困境正在不断创新的实践中被再生产出来,这对我国地方政府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本研究聚焦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居委会减负悖论现象,试图呈现出基层治理困境再生产的机制与逻辑。研究发现,减负的制度安排使得居委会与社工站形成了竞争性关系,居委会在原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地位相对弱化,在旧制度的延续与新治理结构之间的制度堕距中,居委会采取了主动行政化的策略来重新建构与强化其与政府的非均衡依赖关系,结果导致其负担再次加重。     

把握信访工作中的社会心理效应——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

信访工作中把握好"社会人"的"社会心理效应",坦诚相待培植信任,遏渐防萌重视源头,责有攸归明确主体,有的放矢破解难案,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加强和改进社会转型期的信访工作,对维护团结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医患关系的法律界定与信任建构

我国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投射出法律规制与社会信任的双重困境。这与理论层面医患关系法律性质的长期分歧难以界定深刻相关。通过对性质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的各种争议观点进行对照式研究,可导出医患关系实质上类同于英美衡平法上的被信任者义务性质,其意在维护患方的"相当生活水准期待",故而具有市场-社会的二元面向。鉴于此,纾困的关键在于构建并强化医患关系的信任内核。实践中应当不断健全医患沟通机制并着意形塑相关社会性组织架构,开启医患双方开放参与、交往互动的治理进路,从而促成医患关系的良性转型。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社会与法律之间的悖论之破解——通过"社会法庭"现象的诠释

对于处于常规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在现代化的法治建设过程中，法律与社会之间存在诸多矛盾，面临着一些急需破解的悖论，这种悖论的破解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与社会、实践与认识的原理和方法来实现。河南省的“社会法庭”的试验，正是在法治实践过程中通过各种力量、意识、手段来使法律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融合、回应和同一，对法治悖论的破解在现实层面上进行了诠释。     

对中国建构型法治模式的探讨

中国的法治模式是建构型的,在这种模式引导下的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困境,我们认为,必须注重司法实践中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为突破这种局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完善清单制:科学规范中的技术治理

根本转变政府职能,清单制是个好办法,好就好在它作为技术治理的工具,以直观的方式让人们看清看懂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以此明确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好办法从制度建设到实践推进的治理能效和感受效应,生发于技术治理功能与科学规范定式的统一。好办法也会被办不好,那种忽视科学规范的技术治理态度,使清单制在倍受各种旧习牵扯中陷入实践困境。办好好办法,应当按照科学规范的要求使清单制更加合理完善。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视阈下的海外文化统战思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破解和平、发展、治理、信任赤字而提供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是区域命运共同体打造的生动实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探索。二者是目标与路径、理念与实践的关系。海外文化统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的制胜法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功用关系,彼此促进,共同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在新时代面临困境和考验,要破除思维困境、破解认同困境、破局话语困境,需要发挥海外文化统战的助力作用,树立以最大公约数为核心的大统战思维,打造以交流合作为核心的统战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创新包容为核心的统战话语体系。     

运动式治理的中国逻辑:“需求—供给”的分析视角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国内比较典型、反复出现的治理模式,与西方所流行的治理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国内研究主要从治理主体的治理资源、工具、体制和动员能力入手,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社会问题的复杂特性以及社会公众的心理和需求。借助经济学"需求—供给"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问题的产生增长过程和问题严重程度之间的非均衡性及其导致的社会风险非规则性累积,国家和政府的常态管理模式疲于应付,社会治理危机日益加剧。运动式治理是党和政府主动回应社会公众的治理需求,短期内努力达成社会治理供需平衡的一种尝试。从长期看,运动式治理有功能限度,必须走科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