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论刑法的文理解释方法

文理解释是刑法解释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文理解释分为字面解释和语法解释。刑法的字面解释包括对刑法条文中的一般常用术语、法律中有其专门涵义的常用术语、专门法律术语、技术性术语四类；刑法的语法解释则包括对构成刑法条文的词组间联系、标点符号运用、句子结构的分析。作者通过对此问题的论证，进一步明确文理解释在诠释刑法条文含义方面的作用，提供了一条正确理解刑法条文含义的途径。     

刑法解释基本问题研究

刑法在适用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那么对于刑法条文规定模糊的地方，进行刑法解释就显得至关重要。研究刑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弄清楚刑法解释的目标、方法以及解释限度，有利于更好的理解和适用刑法，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人权。刑法解释目标是刑法解释的逻辑起点，反应刑法解释的价值观，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的大前提下，出现多种学说。文章在分析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采用综合解释观的观点。刑法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适用的途径，也是刑法解释的具体运用，文章阐述了各种具体的方法以及在案件中适用不同方法的位阶。刑法解释的限度也是刑法解释的关键问题，关系到公权力行使的界限。刑法解释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刑法解释的题中之义。     

贪污贿赂罪立法中需要完善的几个问题

修订后的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加上分则中其他适用该章有关规定的条文(第163条第3款,第183条、184条、185条、271条、272条各第2款),共同构成了贪污贿赂罪的刑事立法体系。总的看,在刑法典中专章集中规定贪污贿赂罪较以往在立法中更明确、更具体,有利于依法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但是,由于修订后的刑法确立了刑法三大原则,规定和完善了许多制度,法律条文尤其是分则条文大幅度增加,造成一些分则条文在体现总则规定时不一致、不协调,分则条文结构的不科学、不合理。给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带来许多困难。本文仅就贪污贿赂罪立法中的不足作些分析,以期促进贪污贿赂罪立法上的完善。     

试论刑法中的法条竞合

法条竞合是关于法条适用的一个重要的刑法理论问题。在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的条文中,存在着众多的法条竞合。对此问题的研究,对于掌握法条之间的横向联系,正确地选择适用法条,具有普遍意义。     

“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探讨——兼论我国相关立法的不足

“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是我国保险合同解释的一项重要原则 ,但在实践中却常常被误用。应认识到 ,并不是在因保险合同关系引起的其他任何解释中做到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处理原则。为此 ,提出立法、司法建设 ,修改相关立法条文 ,尽快创定来施用。     

论抢劫罪、强奸罪客观行为之异同

对于抢劫罪与强奸罪的客观行为,在目前我国的刑法基本文本中表述是大致相同的.由此,在学界,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与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客观行为有了一定的争议.在目前我国刑法文本的框架下,采取体系解释的方式,两个条文中共同存在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的客观行为具有较为巨大的差异性和不同性,基于两个条文的自身...     

我国刑法条文名称设立之构想

刑法条文的名称是对刑法条文所规定内容的高度概括。给刑法条文设立名称有利于提高刑法典使用的便利性,有利于公民掌握刑法的内容,有利于提高刑法典的威慑力,有利于促使立法机关进一步提高刑法立法质量。刑法条文的名称应当由全国人大设立。具体要求是要能反应刑法条文内容的本质特征,要与上位概念"章"或"节"的名称协调,力求言简意赅和通俗易懂。     

论普遍管辖原则及其在中国刑法中的适用

普遍管辖原则旨在保护全世界人类的最基本的利益.是国际法规定的一项专门适用于国际犯罪形式管辖权的重要原则.在中国刑法中,有第9条关于普遍管辖权表面上的承认,但因没有规定具体的适用方式,且与我国刑法第3条冲突,亦没有《刑法》分则的具体条文作为呼应,导致了事实上并不存在普遍管辖权的问题.有必要分析普遍管辖原则在我国适用的主要问题,以解决我国立法和司法上普遍管辖权规定存在而事实无法适用的现状.     

关于《刑法修正案（七）》第3条的另类解读——小议“偷税”改“逃税”的刑法法理依据

《刑法修正案（七）》第3条对刑法第201条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动,这一改动背后所体现出的刑法法理依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过往的研究仍然侧重于条文的技术理性,忽视其价值理性,因此,对该条文的解释结论也千差万别。注重探寻条文背后的刑法法理依据可能是达成共识的基础,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这也是注释刑法学所面临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规制刑事司法人员职权行为的重要法律规定。对徇私枉法罪的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共犯等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应根据徇私枉法罪司法实践与重要理论研究成果,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四)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日对渎职罪的立法解释来进行。     

可罚的违法性:一个中国视阈的思索——兼论刑事政策对可罚性判断的规范化意义

可罚的违法性是大陆法系违法论的重要内容,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的"但书"和罪量规定也有轻微行为出罪功能,不能以"但书"作为直接出罪依据,罪量规定能在罪质与罪量两维度区分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只能做到相对明确,宣示考察罪量因素的"但书"应坚持,但标准应交予法官把握,罪量规定应删除。刑事政策作为可罚性判断的影响因素和刑法解释的填充实体,将价值判断与刑法规范关联起来。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的更少;"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对此,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关于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设立徇私枉法罪的目的是规制刑事司法人员的职权行为,但对徇私枉法罪的主体、"徇私"与"有罪"的解释以及枉法行为的界定等问题,不仅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直接影响了本罪的司法适用。探讨上述问题,对查办徇私枉法行为有重要意义。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

由于立法者热衷追求制定“大而全”的刑法典，导致附属刑法的立法技术不成熟，规定不明确、不清晰，没有规定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依附性过强，不能直接适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务款，并且与刑法不衔接、不配套，缺乏可操作性。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新型犯罪不断增加，一部刑法典并不能解决所有犯罪问题。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乃是刑法补充的重要途径。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得更少;"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对此,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知识产权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犯罪日趋严重,因此,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显得紧迫而重要。但是,现行刑法中的相关立法条文和司法解释仍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必须对相应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妥当的解决措施,如厘清相关法律概念、增设相关罪名及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等,为我国知识产权的顺利发展保驾护航。     

质疑与反思:牵连犯的处断原则

寻找质疑牵连犯处断原则的新理由,应当结合我国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和刑法典的具体规定。牵连犯作为刑法学范畴,与罪数理论的判断标准以及其在罪数理论的体系安排上均存在不协调之处。况且从现行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上看,牵连犯的应用也屡屡受阻。刑法学界新近出现的一些观点,通过对牵连犯的概念进行有限的改造,试图维护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亦在逻辑论证和结论证成上存在诸多破绽。牵连犯从一重处断原则实难在当下刑法学理论和刑法制度体系中寻找合适的地位。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