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

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失衡，全球安全架构松动，全球安全形势极为严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发挥大国担当，不断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变革与完善，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安全理念。同时，全球安全倡议也极富理论创新，也即以共同安全取代零和安全、以综合安全超越传统安全、以差异安全取代同质安全和以合作安全超越联盟安全。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国是安全观念的引领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一是维护联合国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劝和促谈，探索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三是多措并举，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四是对话协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也面临安全理念分歧、热点问题不易解决、大国协调困难、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挑战。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中国社会智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国际议程设置的行动机制与实现路径

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切实增强中国社会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对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与国际海洋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对全球海洋治理认知的变化,中国社会智库可以通过国际议程设置过程的议题构建、议题传播、议题制度化三个阶段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国际议程设置。面对内部知识供给不足、外部利益分化加剧与国际制度不完善等复杂形势,中国社会智库应提高议题选择质量、构建跨国智库网络,并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视域下“发展—安全关联”研究

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先后在2021年9月和2022年4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给出缓解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统筹安全与发展,旨在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和全球安全共同体。两大倡议的协同增效既需要国外行为体的政治支持和密切合作,又需要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推进国际发展合作新平台建设,创设全球安全与发展知识分享平台,推行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等举措。     

“三大倡议”的时代意义与推进路径探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发展、安全和文明事业亟需立破并举、涤旧生新。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在继承中实现理论创新,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成果。“三大倡议”超越了既有发展、安全与文明理念,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条公平、普惠、和平、共赢的现代化新路。中国未来应继续促进“三大倡议”理论创新和制度设计,以大国责任推动国际合作,以技术和人才夯实能力基础,以既有议程促进倡议落实,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与文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理念、原则和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参与度和可见度逐步提升。中国始终恪守公平、公正、非暴力的立场和角色,并逐步由参与外交斡旋转向建设性发挥外交调停的作用,其倡议和方案愈益成为解决热点问题的共识。在参与推动朝核、伊核、阿富汗、巴以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的过程中,中国已然积累了诸多丰富经验,提出了“建设性参与”、“标本兼治”和“对话协商”等一系列原则,并采取了以热点问题暂时解决推动根本解决、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传统安全问题解决、促进争议问题解决与地区发展之间联动以及推动地区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等实践策略。这些理念、原则和实践丰富和完善了当前的全球治理观念和路径,为世界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为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军事部门的全球卫生参与

全球卫生问题本来属于发展议题,然而鉴于频发的传染病危机和潜在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美国逐渐从国家安全视角来审视和应对全球卫生问题,美国军事部门(国防部)也日益深度参与全球卫生活动。美国军事部门的全球卫生参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构建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开展"医疗稳定行动"和以卫生合作为手段来强化伙伴关系。美国军事部门的全球卫生参与呈现出两个特点:部门协调一体化和指导理念"安全化",其全球卫生行动已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赋能器"。本文认为,美国军事部门的全球卫生参与已成为美国霸权护持的重要途径,亦即美国利用军事卫生资源,护持其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毋庸置疑,美国军事部门的全球卫生参与促进了全球卫生治理,但这种"国家安全至上"和"军事化"的全球卫生活动参与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全球卫生目标之间达成平衡,国家安全目标被置于全球卫生目标之上,有碍于全球卫生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全球卫生活动中的军民一体化也危及了民间组织在全球卫生活动中的中立地位,不利于民间组织在全球卫生活动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社会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推动村规民约在法治、自治、德治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演化，以此复兴、重塑和优化村规民约，推动传统村规民约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族群性文化象征符号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如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传播价值观念等。村规民约通过强化耦合式演进机制、内源性塑造机制和均衡性治理机制，能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制度化实践、推动“三农”政策在基层自主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动态协调。为了提高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治理的效能，应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以赋权推动多元参与格局的构建。     

整合、协调、回馈：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及其功能探究

以社会组织为突破口，探索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多元主体合作主动、平衡制约的民主机制理论。在此基础上，立足现实，服务现实，力图实现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在整合各治理主体效力、协调机制与体制的关系、回馈治理主体良性发展的“整合、协调、回馈”——“三位一体”机制功能。而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功能还将分别衍生出“给力、协力、返力”效应，且“功能”和“效应”的各自三个元素分别发挥联系、递进和互补的作用，形成一个系统有机的联系体。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网格化管理中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难题与破解——以K市为例

网格化管理中，普遍存在着普通群众参与度不高，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参与少等难题。对此，可通过构建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予以破解：强化党建引领，以网格为基础治理单元，构建纵向到底的“七级”党群联动工作体系和横向到边的网格化区域党建格局；建立外网，强化群众、社会组织参与和考评；建立线上线下“双通道”参与机制，积极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网格化管理；整合社会智力资源，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能力。     

全球海洋治理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海洋战略形势正发生深刻变革,海洋地缘战略竞争不断加剧,海洋"公地悲剧"日益严峻,在此形势下,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构建海洋安全共同体、海洋发展共同体和海洋责任共同体三方面要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也为解决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然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中面临国际认知赤字、海洋二元秩序障碍、海洋地缘战略争夺阻力等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应着力完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知识话语体系,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多边主义制度化建设,打造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     

全球治理的核心——公共精神的构建

全球治理理念的兴起给社会带来了巨大震动。全球治理的核心应该是公共精神,其内涵是“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和公共参与”。鉴于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缺失公共精神的现状,我们应积极构建公共精神,即通过教育培养公共精神,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利合作,进而推动全球治理的长足发展。     

以全球文明倡议破解文明发展“困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全球文明倡议破解文明发展“困境”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做出中国贡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科学完整地阐释了中国对文明发展的新理念。面对全球“文明隔阂”的观念困境、全球“文明级差”的秩序困境和全球“文明冲突”的安全困境，全球文明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在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供给多层面公共产品和破解“文明冲突”的迷思等方面促进文明的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化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困境。     

乡村数字治理：社会基础、现实挑战与政策因应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有力抓手。可以从乡村公共管理数字化、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治理数字化三个层面，对乡村数字治理运行的社会基础加以考察。整体而言，乡村数字治理“三化”取得较大进展，但东中西部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各类数字治理技术优化空间较大。在乡村推进数字治理，会面临数字鸿沟，制约数字治理可及性；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足，制约数字治理有效性；数字技术场景适配度低，制约数字治理适应性；治理过程“孤岛”化，制约数字治理协同性等现实挑战。未来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乡村数字鸿沟；提升干群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治理有效主体；精准研发技术，推动数字技术适配治理事务；加强条块、政社协同，强化数字治理执行保障。     

数字货币、金融安全与全球金融治理北大核心CSSCI

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科技的前沿领域,是数字经济繁荣的写照,也是数字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元素。当前全球活跃着约2万种各类数字货币,且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在全球金融、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作用日益凸显。交易安全是数字货币兴起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同时数字货币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全球金融治理带来多重影响。数字货币具备不同程度的去中心化特征,改变了传统中心化金融的安全逻辑,在降低交易安全成本的同时,也容易引发新的安全风险。在国家金融安全层面,私营数字货币挑战国家金融主权,跨越监管藩篱,使得金融风险来源更加多样化。在全球金融治理层面,既有的治理机制无法满足数字货币快速发展的治理需求,各国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与需求多不相同,对其治理仍处于早期阶段。同时,数字货币也有助于革新跨境支付体系,推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议题的治理进步。数字货币对金融安全与金融治理的复杂影响源于金融技术创新的两面性,即让交易更加安全、便捷的同时,也触发了新的风险和监管需求,因而,对数字货币的治理也需要平衡创新与风险,实现技术创新与有效治理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新疆南疆地区社会安全风险治理结构与机理探析

维护社会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是任何法治政府的基本职能和使命所在。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南疆地区社会安全风险治理的核心议题,既是治理结构的顶层设计,也是治理机理的价值导向。各族民众安全感与获得感则是这一建构的首位目标和重要标尺。民众应将社会安全作为政府和自身共有共享的理念,把维护社会安全作为共同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化为自身维护社会安全的内在动力。引领民众觉醒,汇聚民众磅礴之力始终是社会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议题。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机制是新疆南疆地区社会安全风险治理的有益探索。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就与挑战——兼论中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新兴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合作机制雏形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国际格局尚未改变,受制于现有大国;新兴国家间差异大,磋商机制效力不足;各国经济存在短板,制约着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作为新兴国家群体的一员,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攻方向,注重新兴国家内部合作,并与西方传统大国积极协调,构建合理、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数字治理挑战、制度竞争与中国方案

数字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数字鸿沟”不断扩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全球经济社会潜在风险不断增加、全球数字治理制度竞争等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挑战和风险亟须国际社会合作，加强全球数字治理。无论是美国的“数字霸权”还是欧洲的“数字主权”，都因基于私利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国，中国坚持数据主权，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国际合作，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