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聚合：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协同的实现路径——基于50个基层治理创新案例的文本分析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实践中,多元主体协同经常存在动力不足、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问题。通过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多重动因与过程性特征,建立“动因推动-过程推进”分析框架,选取50个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资源配备、权力配置是影响多元主体协同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表现为“双重聚合”：第一重聚合指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下多元主体形成共同治理目标,实现“目标聚合”;第二重聚合指以资源配备、权力配置织成主体协同网,实现“主体聚合”。     

数据驱动下的数字政府建设：从购买服务走向合作治理

数字政府的建设如何实现整体开放和协同智能的最优配置已经成为我国各地的重要实践探索和理论推进。相较于传统物理空间内的公私合作,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多元协同更注重实现整体治理的目的,以促进数据在不同主体、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间的流通。本文通过研究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中不同阶段的合作主体、合作方式和合作关系,总结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多元主体建构和协同,形成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因素,释放数字红利,提升治理效能。     

论我国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经济功能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治理模式的选择是长期困扰经济功能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导小组模式、管委会模式、建制政府模式和企业型模式具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从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政府改革实践看,我国经济功能区未来理想的治理模式是协同治理模式。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的主体体系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合作网络,规则体系是法律规范下的多元规则体系,运行机制是政府引导下的协同运行机制。构建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应通过国家立法的引导、政府机构的重组和社会治理主体参与的扩大等途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与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基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既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基层人大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和参与方式,尤其缺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的研究。基层人大及人大代表在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以浙江基层人大的创新实践为例,剖析基层人大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和机制,如人大代表“亮身份”、代表联络站助力治理、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数字赋能人大参与治理等模式,以及与之对应的主动参与治理机制、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民主监督下的科学治理机制和数字化整体治理机制。这些创新模式和机制为我国人大及基层治理实践工作提供相关经验借鉴和操作指南,必将进一步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研究——以南宁市青秀区为例

在强调国家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基层治理不断创新的背景下,民族地区是打造特色治理体系、促进国家边疆稳定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社区作为落实顶层设计任务要求和面向一线群众的基础单元,面对着各项新发展要求和现实挑战,如何实现其现代化治理成为重要议题。本文以南宁市青秀区社区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实践的分析,发现问题并通过协同治理视角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发展提供的理论基础,探索未来如何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如何引入新观念和新技术创新治理模式,推进并完善具有区域特色的多元主体的社区协同治理模式。     

环境多元主体共治的集体行动、网络结构及其模式演变 ——基于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观察

在具有空间和领域外溢性的环境问题治理中,多元主体共治模式逐渐成为国家和地方打破环境污染治理困局的重要政策途径,因此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审视多元主体在环境共治中的行为本质,将主体间关系结构融入区域治理网络层面,从而识别并揭示区域环境共治中的多元主体集体行动逻辑与发展方向。在集体行动及其网络属性的理论探讨基础上,文章以杭州与合肥两个都市圈为案例,从共治主体的同质性与均衡性及网络结构的紧密性与依附性角度,对该区域环境共治网络的结构属性和演化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环境治理模式分别实现了由单核凸显型和松散参与型向多元协同型的演变,以政府为核心主体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型治理模式成为未来环境共治的有效路径走向。     

论风险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关系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实践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社会,使得各类风险系数不断攀升,社会治理体系面对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剧增,有效地治理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多元主义视域下多元主体间的互动与协作,为治理体系提供着整合善治的契机,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和焦点。《关系》一书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域系统论述了主体间性的伦理关系,对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协同关系做了系统的理论构想,不过亦侧重于提纲挈领的功用。因此,协同关系的经验型论证和协同效应的实践路径亟待我们后续的研究与探索。     

高校协同创新机构中的协同度问题探析——基于“组织—治理”的视角

“协同”机制的构建与有效运作是协同创新的核心要义之一.在“2011计划”的运作过程中,高校协同创新机构作为既有体制下的组织形态与治理“特区”,依然受制于既有体制的种种壁垒,“组织—治理”很多情形下出于“空转”而缺乏实质性的管控,协同创新机构没有成为引领合作的先导,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各机构的功利附属.高校协同创新机构的管理创新依然远落后于科研创新的步伐,“低协同度”成为阻碍实质科研创新的突出问题.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既不同于以“权力—命令”为链条的科层组织,也有别于以“契约—交易”为纽带的市场组织,其组织形态应该是一种比科层组织更灵活,比市场组织更有效的网络组织,因此有必要将其产生的协同度问题置于“组织—治理”的视角下结合网络组织及其治理相关理论加以重新审视.高校协同创新机构协同度的提升要通过以重大科研成果产出、体制机制协同绩效生成等为目标,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才能得以实现.通过文化协同、组织协同、战略协同的具体路径,希望有效改变高校协同创新机构“逻辑实体、物理虚体”的状态,推进协同创新的组织形态和治理结构“脱虚向实”,实现整体协同效率不断提升.     

数字时代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模式创新与实施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多元思潮和科技革命的交织影响下，公共需求在领域、结构、层次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同时，超大城市的有序性与可持续发展也面临挑战。研究这些变化与挑战，系统分析新时代社会形态特征，超前研判超大城市发展态势，从而构建以法治、德治、自治为重要保障和途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以基础设施为支撑、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流程机制为内涵，倡导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科学柔性的治理流程、人文法治的治理逻辑、善治高效的治理目标的数字时代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模式，提出实现超大城市信息实时感知、融合共享、关联处理、智能分析和动态决策，推进控制流、信息流、知识流、价值流的协同优化的实施路径，提升超大城市经济建设价值、社会生态价值、科学技术价值和治理机制价值，提高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如何厘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成为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逻辑起点于西方的"协同学"和"治理理论",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城市治理研究

城市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城市实验。从利益博弈视角去透析现代城市治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城市治理的实践困境，依循“多元互动、协同共治”这一基本理念，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一种与现代城市型社会相匹配的“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模式，是城市治理的创新之道，为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适应现代城市型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和实践进路。     

“双重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基于苏州经济发达镇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承载着"党建整合"的顶层设计。苏州市凭借经济发达镇的综合改革,形成了"党建整合"+"社会整合"的"双重并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党建整合,引领组织、联动、责任和激励等横向工作性组织活动,推动社会治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整合"式行动参与和过程性协同。基层治理"双重整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选择。     

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历史必然与机制构建

贫困治理必须依靠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介入。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不仅是贫困治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范畴,也是贫困治理的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这种历史必然,是由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是顺应全球治理模式革新的时代应答,是完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时代选择,是提升贫困治理绩效,满足贫困结构和帮扶需求多样化变动性的时代需要。要开创多元主体多维联动的脱贫攻坚大格局,必须着力构建好切实可行的协同角色认知机制,科学管用的协同理念引领机制,高效运转的协同行为优化机制,务求实效的协同能力提升机制,统筹兼顾的协同利益平衡机制,全面有力的协同文化培育机制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协同治理视角下珠江—西江经济带的生态廊道建设

以协同治理理念为指导建设珠江—西江经济带生态廊道,对加强全流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推进跨省区流域生态廊道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珠江—西江经济带生态廊道建设作为复杂巨系统,其"多样性和层次性"、"开放性"、"涌现性"和"演化性"的特征,要求构建更为有效的多元主体、更富包容和更具价值共识、更具应变性和改革性以及更加有序和更为完善的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内容包括目标协同、制度协同、主体协同、区域协同、技术协同在内的五大协同机制。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企协同贫困治理策略

贫困治理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参与,但是由于利益诉求差异以及工作分工的不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导致贫困治理陷入困境。基于贫困治理的多元价值诉求以及农民合作经济思想的渊源与发展历程的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贫困治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耦合性;武陵山片区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案例表明,通过在政府主导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整合农村生产资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企业合作共赢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动培育内生动力的策略,有效地实现了政企协同。     

关于青岛市北区创新社区管理服务模式的调查

青岛市市北区在实践中大胆创新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以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四位一体"公共服务主体,实现社区事务的共治共管。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信息网络平台、工作组织制度、卫星社区网格化体系、社区服务组织联合会"五配套"建设,实施惠民、楼院、数字、救助、监督"五大创新工程",收到显著成效。青岛市市北区的创新实践表明:提高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必须强化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实现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重视培育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实行科学动态管理,实时了解民众需求。     

几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实践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对其如何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实践证明,无论是采用市场调控模式,还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对生态环境问题加以治理,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多元共治模式的提出,则突破了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局限,旨在通过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过程的协商化、治理结果的实效化。比较分析生态环境单一治理模式各自内涵和特点、彼此之间的优缺点,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无疑是对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最后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本文提出了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者系统在党建公共空间网络体系建设和党建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多种互动形态和内外互动路径,促进多元主体间的认知嵌入、情感嵌入和规范嵌入,进而实现整体性党建的治理绩效。     

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协同关系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现代城市发展迫切要求改变传统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社区多元主体间相互协调并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成为发展形势的必然。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关于协同关系的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出国内外关于研究现状和结果的四个方面内容:社区治理的体制、多元主体、模式以及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