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逻辑——基于259个试点案件的分析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开始转向有效率的公正。试点案件体现出一定特点,如适用范围全面覆盖、试点罪名呈扩大化、值班律师全面介入审查起诉、量刑建议趋于精确化;也反映出一定问题,如审前阶段效率较低、侦查阶段适用较少、值班律师较少介入审判、独立从宽幅度不大。应当加大从宽处罚的幅度、建立值班律师双重审查机制、探索对疑罪案件的适用、加强试点案件文书公开,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认罪认罚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求偿权、救济权等诉讼权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被害人权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可以获得及时的赔偿、精神层面可以防止受到第二次伤害等方面。在实践中,对被害人权利保障还存在诸多的不足,应当进一步确认并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检察机关要正确处理与被害人的关系,依法妥善办理认罪认罚案件。     

认罪认罚视野下值班律师制度的思考

在控辩审刑事诉讼格局下,肯定值班律师辩护人诉讼身份的应然定位是实现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保障,也是认罪认罚适用简易程序的正当性基础。文章在论述这一正当性的基础上,从界定值班律师诉讼身份、明确介入时间、强化诉讼权利及保障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具体构想。     

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问题初探

当前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自然人,法律对于单位能否适用认罪认罚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被告单位要求适用认罪认罚的刑事案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理论出发,明确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时,根据实践中制度适用存在的自愿性认定困难、程序设置缺失以及担心涉诉信访而限制制度适用等问题,从主体、程序、量刑建议和权利保障四方面提出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建议。     

论认罪认罚中的有效告知

在认罪认罚中,告知是保障知情权的关键。知情权的保障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告知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公安司法机关及律师告知义务的履行。为了能够实现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目的,有必要探讨,有效告知的概念及要求,并通过对告知现状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依据有效告知的要求,规范告知制度内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研究

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重点聚焦被追诉人的权益保护,而对被害人权益保护却重视不够,存在知情权保障有限、参与权保障不足、赔偿范围偏窄、缺乏值班律师援助等问题和不足,亟待加以完善解决。文章通过梳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被害人权益保护现状,分析总结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路径,以期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研究有所裨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量刑建议的行使规范探究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汲取了英美法系辩诉交易制度的精华,不仅鼓励刑事被告人减少对抗、认罪伏法,还基于我国国情促进繁简分流、提高了司法效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是该项制度的核心组件,该建议是否会对法院的审判权造成冲击众说纷纭,具体案件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困扰着一线司法办案人员.司法工作人员对于量刑建议权的理解,应当从司法价值和程序选择方面进行考量;规范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可以从构建法检同步的量刑规范指引、解决量刑建议"咬合"难问题、配套搞好公诉机关量刑建议的附带责任设计三个方面着手.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效力的合理归宿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关于量刑建议的效力,立法采用了“一般应当采纳+例外”的规定形式。这一形式对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以及被追诉人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中自由裁量权的让渡,应仅限于对被追诉人有利的情形。在量刑建议“一般偏重”和“轻微偏重”时,人民法院可以径行作出较轻的判决,以此作为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情形的解释之一,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有利于弥补控辩协商的不足,也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应有之义。实务中控辩协商部分沦为“控审协商”的情形,应引起重视。     

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问题研究

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反悔的处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文章从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的特征入手,从无正当理由上诉、检察机关抗诉监督职能发挥等方面对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最后提出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问题的完善路径,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设立之初的制度价值。     

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方法审视 ——以走私犯罪案件为例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明标准不降低的情况下,一律适用严格证明标准,案多人少的矛盾仍无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提升诉讼效率的改革目的.基于此,对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案件,在坚持证明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可以在不同程序中适用不同程度的证明方法.     

论对被追诉者认罪认罚反悔权的合理限制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被追诉者认罪认罚后反悔的情况屡屡发生.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统一的规范,实践运用中出现了被追诉者滥用反悔、反悔后有罪供述不排除等诸多问题.赋予被追诉者认罪认罚反悔权确有其正当性,有必要在法律规范层面予以承认.然而,无限制的反悔却极可能引发诉讼程序拖沓等弊端,从而贬损司法效益.因此,有必要对反悔权在时间、条件、后果等方面设定合理限制:时间方面,允许反悔的时间范围,应设定为从侦查阶段到一审判决做出前.条件方面,允许被追诉者在法院审查认罪认罚协议前可自由反悔.法院审查后反悔,则需要提出并论证"公正且合理"的理由.后果方面,反悔后原则上应排除有罪供述,但被追诉者在讯问人员变更或诉讼阶段推进后做出的重复供述则无须排除.此外,倘若被追诉者在法院审查后恶意反悔,在先有罪供述仍可作为"弹劾证据"使用.     

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一元多级"的证明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其核心价值在于适应中国刑事司法现状,提高司法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实现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兼顾。证明标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正与效率的重要保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一元多级"的证明标准,取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追求、《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立法模式以及案件自身特点所确定的司法要素。确立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有助于丰富刑事诉讼证明理论,实践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功能,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探讨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案多人少的现实情况及刑事政策的法律化趋势,要求对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为优化配置司法资源,认罪案件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审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尚无明文法律进行全面的规定,其运行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障碍。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需求与逻辑、案件适用范围、参与主体及认罪协议的审核几方面进行探讨,可以为该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出相应参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逻辑展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程序分流科学化的法定进路、诉讼程序多元化的积极追求、刑事政策人文化的具体表现、协商司法制度化的有益尝试。构建这一制度需要达到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权力主张与权利诉求、探究真实与定纷止争、域外借鉴与本土资源之间的价值平衡。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区别于辩诉交易制度,其正当性在于划清制度底线、保证平等协商、确保充分自愿、实现公平对价。     

认罪认罚对逮捕的影响实证研究 —基于300份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逮捕措施是刑事诉讼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对抽样的300份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学实证分析发现,除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认罚以外,其是否涉嫌严重犯罪以及是否存在如自首、坦白等其他酌定量刑情节,于司法机关是否对其适用逮捕措施存在显著相关性。犯罪嫌疑人所涉罪行的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所受损害越严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概率就越大,相对而言其是否认罪认罚对逮捕的影响便有所式微。可借鉴"报应补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认罪认罚制度在未来将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主干,应充分发挥其程序性利益供给效能,在完善制度运行的同时,也能有效改变司法机关审查逮捕的考量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