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湘西民族地区农村纠纷的调查与思考

湘西地区是各民族融合居住的地区。这里农村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趋势。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原因、现实原因、观念原因、利益原因等。和谐解决湘西民族地区农村纠纷,需要我们重视本土资源,推进国家法与民间习俗形成良性互动,促进纠纷的传统解决模式与现代解决方式的有机结合,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完善民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思考

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变革、利益分化、观念更新的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日趋复杂,民事纠纷日益增加,迫切需要在诉讼外寻求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来缓解社会矛盾。文章通过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含义、内容以及价值功能的分析研究,提出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衡量因素和判断标准

面对目前我国行政纠纷和矛盾不断激化的现实，必须认识到行政纠纷的不可避免性和适度纠纷的社会整合功能。现代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通过对我国现存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运行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影响行政纠纷解决的各种法社会学因素，如社会力量对比、冲突主体对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度、裁决主体的权威性、代价及公众满意度等。基于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可以确立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衡量因素和判断标准，具体来说，客观方面包括独立性、对抗性、时效性、公开性；主观方面包括尊严和信任。     

论社会管理创新多元矛盾化解机制

我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利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成为影响我国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社会管理创新要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着手,要着眼于群众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构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多元矛盾解决机制。多元矛盾化解机制效能的发挥,需要有法治保障,才能形成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及时有效解决问题的社会环境。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如何建立一个以诉讼为核心、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相互支持、共同作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司法制度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在价值在于，有利于法院功能的补充和释放、有利于法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当事人最符合效益地解决纠纷并能维持社会关系的长期持续。但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更是由法治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的，这些情况包括我国古代法律传统影响下的民众心理及文化价值观、我国当前城市现代化和农村乡土化并存的社会发展现实、以及当今国际上ADR的迅猛发展格局，可以说，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在综合古今中外多种因素的动态系统中构建社会事实的实践。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现阶段,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在宪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来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并不断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同时,要注意整合纠纷解决的本土资源和域外经验,处理好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的关系;加强相关社会组织的建设,以提高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公信力;培养社会自治能力,发扬自主、协商精神,形成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基础。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北川模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化解、消除社会矛盾纠纷,使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使法定义务得到履行,使法律秩序的尊严和权威得以维护的一种机制。北川县自2004年以来,以依法治理乡村、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为工作出发点,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整合基层法治资源,组建乡镇法律事务中心,设立村法制工作室等改革活动,构建起一个上下联动、多层次、高效率的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机制新模式。北川模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实践与发展,值得借鉴与推广。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浅析——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新时代我国基层还呈现出矛盾主体多元化、矛盾客体复杂化、矛盾类型多样化、矛盾群体规模化、矛盾调处疑难化等问题。这需要我们通过建立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调处机制;主动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用大数据搭建多元共治的社会矛盾纠纷预警管理系统;创新优化矛盾纠纷社区多元化解联调机制等方法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ADR对我国公安行政调解的启示

ADR,即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其程序简易灵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过程的平等性和互利性等特点,在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已经与诉讼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并与中国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相一致。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公安行政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应当科学定位并合理规范公安行政调解行为,以化解矛盾与纠纷,推动基层基础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与整合

在我国 ,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和诉讼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初步形成 ,但是这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远未形成一个功能互补和程序衔接的有机体系。对此 ,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克服把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 ,另一方面必须在制度上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有机衔接 ,强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 ,进而达到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互通有无、彼此支持的理想境界。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新论

在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全球背景下,关于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学说.我国学者提出的"防线说"以"司法最后救济原则"构建民事纠纷解决程序,它与国外学说相比强调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即诉讼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支持和监督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表明,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过度扩张,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被忽视.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坚持并发展"防线说".     

Positive Requirements of Filing Registration of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and a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19 of Civil Procedure Law

In the past, academics used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high threshold” of the legislation on civil action filing requirements. However, in the current case filing register system, such interpretation is no longer appropriate. Positive case filing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civil procedure legislation can be explained and also can be applied. The problem of “being difficult in filing a cas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judiciary cannot be the reason of blaming the legis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applying civil action filing requirements in the future, legislators should consider filtering the lawsuits without legal interes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 inherent limits of litigation mediate and adhere to tolerant concept for filing. The vacuum of dispute resolution left thereafter can be supplemented through building and perfecting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besides litigation.     

行政复议制度司法化改革及其作用

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 ,提出应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 ,在诉讼机制与争议的替代解决机制之间形成一个科学的配置体系 ,打破目前权利保障领域非制度渠道膨胀 ,制度渠道萎缩的恶性循环 ,建立一个职能分离、结构多元、公平正义、良性循环的争议解决体系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调查与研究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应以我国社会生活方式与婚姻家庭观念变化为背景，在现有诉讼方式和调解方式并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基础上，了解调查调解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探讨如何加强与完善婚姻家庭调解制度，特别是基层社区调解。为促进婚姻家庭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重构婚姻家庭调解制度和完善家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提出完善诉讼模式和调解模式的建议和对策，如设立专门的家事法庭和附设家事调解委员会及制定特殊程序与证据规则，在《民事诉讼法》中增设家事诉讼程序，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家事诉讼法；应完善与细化婚姻家庭案件调解流程与规则；应将人民调解作为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前置程序等，以期为相关立法及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法理依据和数据支撑。     

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在任何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解决民事纠纷机制的多元化包括民事程序的多元化、法院附设ADR和诉讼外的解决民事纠纷多元化的制度.应借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契机,大力完善简易程序、构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建立庭前和解制度、重新审视调审结合模式,确立民事诉讼法的民事程序基本法的地位和建立独立的<审判外纠纷解决法>,从整体上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进行重构.     

乡土社会中公力救济异化的理性分析——以民间法中的“私了”为叙事视角

乡土社会中法律的地方特色已为众多学者所提及，以乡土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私了”现象为解读文本具有实践价值。以国家——社会作为叙事平台，需要对“私了”的概念从实质上进行重新厘定；从哲学上的优先逻辑理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冲及传统文化中的“厌颂”观念进行理性考量，可以显见“私了”在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文化基础。对“私了”现象进行国家法改良的可行性路径包括：形而上的观念的转变；形而下的司法制度改革。     

论人民调解与诉讼之互补关系

诉讼所面临的困境促使人们重新探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不再试图以司法尽可能地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通过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诉讼审判制度补偏救弊、分担压力和补充替代,减少纠纷解决的成本和代价,但同时它自身也还存在许多内在的固有弊端。笔者对人民调解和诉讼作综合性、比较性的功能分析,从纠纷解决过程阐明诉讼与人民调解的互动和互补关系。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析——兼论我国ADR之构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忌称。其兴起与发展除了来自诉讼的压力及其固有弊端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我国拥有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可利用的资源,但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法治尚不健全,许多现代型的ADR仍不成熟．因此,我国在借鉴外因ADR经验的同时,更要立足本国国情,构建一个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解等多种方式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社会通过纠纷的解决回归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