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伪造、变造含义辨析

国外刑法理论认为伪造包含最广义、狭义和最狭义三种含义,综观我国刑法规定,可将伪造、变造的含义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伪造＂属于广义的伪造,包括变造,具体包含了有形伪造、无形伪造、有形变造、无形变造;二是＂伪造＂属于狭义的伪造,不包括变造,＂伪造＂仅指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变造＂指有形变造与无形变造;三是＂伪造＂属于最狭义的伪造,仅指有形伪造;四是＂伪造＂仅指无形伪造与无形变造。     

伪造罪系列问题研究

从立法论上说,区分伪造、变造并没有必要;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都构成伪造;单位应该成为伪造货币罪的主体;所有的伪造罪都不应要求出于特定的目的或者意图;伪造罪的法益是公共信用;复印件不是伪造罪的对象;省略文书、记号应解释为印章;负责人的私章有时也需要和公章同样保护.     

论货币犯罪的立法问题及其建议

我国惩治货币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步完善的过程,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持有、使用假币罪和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的立案标准过低;没有将"变造货币"作为犯罪对象;没有根据使用假币的不同情形规定刑事责任;没有将单位作为伪造货币等犯罪的主体等等.进一步健全、完善货币犯罪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打击当前猖獗的货币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假币犯罪的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就打击假币犯罪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伪造，变造货币类型的研究，假币犯罪停止形态的研究，两种典型案例适用法律问题研究，运输假币，持有假币犯罪主观方面认定的研究，出售，购买假币犯罪中“诱骗”犯罪的研究，打击假币犯罪的刑法完善研究等。     

伪造、变造货币结合行为的司法解析

假币犯罪严重危害我国的货币信用和金融安全,历来是我国法律规制和司法打击的重点。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真假拼凑币的刑法定性一直争论不休,而司法解释将伪造和变造相结合制造真假拼凑币的行为一概认定为伪造货币罪,使得变造货币罪成为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严重混淆了伪造和变造的本质区别,明显是欠妥的。     

使用假币罪比较研究

对于使用假币的行为 ,各国刑法大多规定为犯罪。对于本罪的构成要件 ,中外刑法除对主体要件认识一致外 ,对于该罪其他要件的规定 ,则存在着一定差异。在侵害法益上 ,外国刑法普遍认为是公共信用 ,笔者认为是国家对货币的流通管理制度。在犯罪对象上 ,外国认为是伪造、变造的硬币、纸币或银行券 ,我国认为是伪造的货币 ,不包括变造的货币。在客观要件上 ,中外刑法均认为是将假币冒充真币投入流通领域 ,但我国还有数额较大的程度要求。在主观要件上 ,中外刑法均认为是出于故意 ,笔者认为还须具有“使用”之目的。     

论票据瑕疵的表现形态及法律后果

票据瑕疵是票据法中一个重要问题 ,票据瑕疵既包括违法行为 ,也包括合法行为。票据伪造和变造是票据瑕疵的主要的两种表现形态 ,都属于违法行为 ,对于伪造和变造的法律后果 ,不能按照民商法的原则去处理 ,因此 ,研究票据瑕疵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持有、使用假币罪探析

持有、使用假币罪的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其危害行为“持有”、“使用”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应该放在一个罪名中规定，而是取消持有假币罪，把它的部分内容归纳到其他罪名中去；伪造后持有、使用自己伪造假币、伪造货币后又使用他人伪造的货币、购买假币后使用假币的行为人不能构成本罪的主体，另外，增设本罪的单位犯罪主体。     

居民身份证犯罪的法律适用分析

居民身份证犯罪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犯罪行为即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罪与非罪界限、本罪与类似犯罪的区分、既遂、罪数问题；其二为利用居民身份证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罪名认定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区别。     

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若干问题研究

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是指自然人或单位以流通或使用为目的,伪造、变造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数额较大的行为。它是非法定的目的犯,以流通或者使用为目的,只要行为人伪造、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足以以假乱真即可,伪造、变造之国家有价证券不是本罪的犯罪对象而是行为对象。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风险剖析及治理策略

文章对比了虚拟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的概念特征和差异,剖析虚拟货币所蕴含的洗钱犯罪风险,结合司法实践的案例,将虚拟货币洗钱类型化为两种模式,并详细剖析"有第三方共同参与进行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责任归属;结合《民法典》对虚拟财产的承认以及《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犯罪的修改,提出应该辩证看待虚拟货币的利弊长短,在学习借鉴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呼吁出台"网络虚拟货币监管条例",对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予以明确,提升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水平,遏制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发生。     

以币拓方式识别假币之应用论证

以币拓水印方式识别可疑货币,操作简单,效果明显,适用面广,对于具有非凹版印刷的后加水印的假币均能有效识别,可弥补以透光检验水印方式识别可疑货币法之不足。而且,币拓法的检验对象还可进一步推广到可疑货币上除水印以外的其他所有本身应为凹凸结构但采取非凹版印刷方法印制的图文上面去。     

论伪造罪的犯罪形态

伪造罪有行为犯、情节犯和结果犯三种类型 ,因而其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就因类型的不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伪造者与行使伪造物品者之间是否构成共犯是伪造罪共犯问题的关键点 ,其区分标准主要在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故意。另外 ,伪造行为与行使伪造物行为或其它行为各自均构成不同的犯罪时 ,表现为牵连犯的情形 ,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应当按照从一重处断原则 ,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论假币犯罪案件的特点及其侦查方法

假币犯罪作为金融犯罪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一直是各国政府、警方打击和防范的重要对象。当前我国假币犯罪案件具有发案数量多、涉案金额高、犯罪地域广、跨境犯罪多、制假技术智能化程度高、团伙犯罪多、职业化犯罪明显等特征。对此在侦查中应从调查分析假币的来源及制作特征入手,通过加强侦查基础业务工作、加强侦查区域协作、并案侦查等策略方法实施侦查,突破这类案件。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限缩

持有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原理是行为对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不满足持有型犯罪的基本特征:"持有行为与实害结果的密接性",存在对法益保护原则稀释。究其原因,在于宏大反恐背景下对于安全价值的过度倾斜。罪状中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含义不明确以及本罪的"恐怖主义活动"属性,导致了实然上规制范围的非理性扩张和制裁程度的加重。基于法教义学的叙事逻辑,在我国现实的刑事立法下,理应对本罪的处罚边界进行规范性限缩,具体路径包括: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解释、"正当目的"的出罪机制以及"最后适用性"的潜在限制。     

论盗窃特殊对象的认定和处理

金融票证本身没有价值 ,盗窃金融票证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明知是枪支、弹药而盗窃但事后藏匿的 ,应以盗窃罪和私藏枪支、弹药罪数罪并罚。明知是假币而盗窃嗣后继续持有的 ,不构成盗窃罪 ,而构成非法持有假币罪。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是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新型犯罪之一,它以持有作为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的行为表现方式,不同于传统上以作为和不作为行为表现方式的犯罪。在中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数百个罪名中只有持有型犯罪最为独特。持有型犯罪是以行为方式来归类的一类犯罪。认定持有型犯罪应坚持准确地界定犯罪对象的原则、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司法实践中持有型犯罪与相关罪的吸收、牵连、想象竞合、数罪并罚关系。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伪造文书罪之探讨——以台湾地区刑法伪造文书罪章为研究范围

对于伪造文书罪所保护法益,我国台湾地区学术界和实务界均认为是文书所具备"公共信用"。对于伪造文书的犯罪行为,我因台湾地区刑法采取折中主义,以处罚有形伪造为原则,以处罚无形伪造为例外。对于伪造文书的犯罪之成立要件,应基于抽象危险的概念予以重构。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认定与规范分析

文章从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的经济犯罪查办实践出发,对刑法意义下国有公司范畴以及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做进一步明晰,对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经济犯罪问题游离于刑事司法之外的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