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律师职业群体文化构建初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律师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律师业的迅速发展也形成了我国的律师职业群体文化。我国律师职业群体文化的结构划分为涵盖群体价值基础的"律师群体法律思想文化",及其外化过程体现出的"律师群体法律职业文化"两大部分,其中,前者可视为群体文化的内核,后者可视为群体文化的外壳。构建我国律师职业群体文化有利于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社会对律师职业的认同和律师职业的健康发展。律师同行应尽快构建我国的律师职业群体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及当代反思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整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理论源泉和当代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的发展有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宗教文化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系统化和体系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具有多样性、阶级性、民族性和渗透性等特征.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对解决当代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用统战思维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律师职业队伍——以吉林律师工作为视角

全面正确认识律师的职业特点和思想政治特征是团结、教育、引导这一群体的前提和重要基础。用统战思维管好律师工作包括:用党的凝聚力提升政治认同感;用组织起来的办法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发挥专业特长提升其职业使命感;在支持帮助中提升政治制度的亲切感。新的历史时期做好律师统战工作应该做到:强化律师职业群体的统战地位;进一步加强律师团体的依法治国教育;进一步强化律师的引导工作;要最大限度的帮助律师群体。     

管窥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是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它不仅对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发展民族文化的现实意义,并采取战略措施,建构既能适应全球化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的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哲学思辨、道德情操、审美取向、科技教育、宗教信仰等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树立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导向、垂范中华民族的思想德行与伦理规范、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等方面有巨大的社会作用。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时,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一种不客观的认知。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理性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以文化自信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努力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浅谈群体性事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利益格局也在不断地调整,社会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逐步显露出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性质不断恶化、影响不断扩大就是表现之一。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当在正确认识当前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性质、特征、根本原因的基础上,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回眸和展望:百年中国律师的发展轨迹

中国律师制度是清末变法改制效仿西方典章制度的产物,伴随着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政制更替,律师制度和律师业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兴衰存亡的过程.贯穿其中至为重要的问题是,律师制度作为“舶来品”,如何化解来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实意识形态的排拒和扭曲,确立自己的价值正当性以植根于中国社会并开花结果.当下中国律师业正在进行的是社会化和行业化的宏大变革,错综复杂的问题现象,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向中国律师的长远发展在观念认识和实际操作上都有所反思、有所澄清.     

论文化的作用及其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商品属性

从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看,文化决定着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品格和精神,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核心和灵魂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模式,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强大源泉。文化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产业商品属性,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中,正确认识两种属性的关系,对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加快文化产业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兼吸外来有益文化、走向世界的中华文化的大发展格局,适应我国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国家对外开放和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律师风险代理制度的完善

律师风险代理不仅关系到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还关系到法律秩序和社会正义的维护等问题。本文对该制度进行了价值分析,并就律师风险代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律师风险代理制度的几点思考。     

大学生思想道德的一元取向与社会多元化的撞击

社会“多元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价值取向产生了负面、消极的影响,面对这种影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应通过拓宽渠道和途径,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和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对大学生加以积极引导,使他们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摒弃错误和落后的文化思想,树立起正确、积极的思想,从而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全面成才。     

普通法系国家律师与法官一体化传统研究

普通法系国家长期以来奉行律师和法官一体化的传统 ,法官从有执业经验的律师中选任 ,法院和律协分工合作 ,共同管理律师 ,律师作为法院的官员受到法院固有权利的约束和管理 ,律师则对法官的选任具有很大的发言权。这种一体化的传统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更有着完善的外部条件的保障。借鉴这一传统 ,我国应加强务实的法学教育 ;加大从有经验的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力度 ;律师应成为法院的司法权下的“官员” ,而不是行政权下的“顺民” ;把律师从行政权的束缚中解救出来 ,建立律协和法院分工合作 ,相互制衡的律师管理模式 ,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律师的作用 ,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     

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及其合理限制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程序正义价值目标能否达到。辩护律师在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同时,也承忍了巨大的风险。而辩护律师豁免权则能够使辩护律师免受不当法律责任的困扰,并因此切实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尽职尽责。为了避免辩护律师滥用其豁免权,危害诉讼秩序和司法秩序,对辩护律师豁免权也应当进行合理限制。     

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城市相适应的律师队伍——上海市律师队伍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律师工作的新特点主要表现为律师社会身份角色、执业组织形式、行业管理模式、执业环境的变化。当前 ,上海律师队伍建设还有许多不足 :思想政治建设缺乏力度 ,党建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人才结构层次还不高 ,执业纪律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基本对策是 :律师队伍建设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尽快填补律师党建工作空白点 ;以创建文明所为抓手 ,推进规范服务达标 ;加强执业道德教育 ,严肃执业纪律 ,加大惩戒力度 ;花大力气提高律师人才结构层次 ;进一步健全对律师的管理。     

关于军队律师制度的几个问题

国家律师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依法治军的需要，为军队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应尽快完善现行军队律师制度。建议明确军队律师的性质、确立军队法律顾问处的地位、恰当处理军队律师的收费。这对发挥军队律师的作用，实现依法治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律师制度的构建与展望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日趋纷繁复杂 ,需要律师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受轻视、冷落的我国律师制度现状不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重视解决律师阶层的司法定位 ,加强律师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提高律师素质 ,实行律师职业行业管理等是新时代中国律师制度、法治民主的内容和途径。     

行政程序、行政正义与律师代理制度

程序权利是一种与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相并列的新型权利。在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具有诸多法定权利,这些权利可以也应该被赋予代理律师。律师在行政正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律师的法律职能和公共职能的拓展,行政程序中的律师代理制度也将变成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一项法律制度。     

正义的守护神抑或惟利是图者--再论律师的任务

律师既不同于法官,也不同于纯粹的商人,律师的任务是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与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统一.我国律师任务定位整体上有过分追逐金钱的不良倾向,使律师业发展偏离正确的轨道.必须通过树立正确的任务观,拓宽律师从政的渠道,引导律师自律,加强对律师业的监管,使我国律师业健康发展.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及其权利保障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经历了从模糊化处理到确立为法律帮助者的发展过程。基于联合国公约的要求以及现代意义上辩护的内涵,应将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理解为辩护行为,但值班律师并不等同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为了使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应赋予值班律师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还应采取措施提高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助,并允许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律师。     

律师竞争论

竞争是律师组织和律师不愿谈论和感到害怕却又无法回避的现象 ,但在有限市场、无限竞争的现实社会中 ,律师组织和律师所参与的竞争活动已经非常普遍 ,所有的律师组织和律师个人都在思考竞争的问题 ,都要承受竞争的压力 ,都在千方百计地运用自己认为恰当的策略、方法和手段去争取竞争的主动和胜出。所以 ,对律师的竞争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中国律师制度渊源探究

中国律师制度源于何时,学界存在颇多争议。中国律师制度是舶来品,这使得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方式成为研究中国律师制度历史渊源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法律移植的角度分析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可以发现:在清末以前,中国本土资源中没有律师制度,也不可能产生律师制度。中国律师制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移植”而产生。移植的过程并不顺利,在移植之初,由于国内政权的频繁更迭,国外的律师制度并没有很快在中国的本土上“成活”,而是跨越了两个历史时期,经历了长达六年的本土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