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移植与法律全球化

法律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现代法制又面临种种困境。如何走出这些困境 ,同时又不自闭于法律全球化进程外 ,就成了民族国家面临的一大课题。作者的观点是 :法律移植是走出困境的一种重要手段。     

法律移植话语逻辑的分析与反思

法律移植问题是一个讨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但多年以来在我国学者对法律移植这一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却一直不得要领,原因在于一直没有能够将关于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关于法律移植的技术加以区分以及进行一种无立场的讨论。本文研究关涉世界结构之下的中国关于法律移植的法律哲学目的,同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对中国曾经存在并且仍然流行的一些论证模式进行了梳理,并且对其中两种比较流行和论证模式即以张文显为代表的诉求于市场经济/法制现代化而进行论证的论证模式和历史主义者诉诸历史经验而为当下中国法律移植的合理性进行比附论证的论证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反思和批判。     

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的思考——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困境为例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需要促使法律制度呈现趋同化趋势。法律移植是法律制度趋同化的捷径。移植法律中遭遇本土化的实践困境,造成制度与实践偏离。要使移植法律CAFTA争端解决机制运行正常,需要淡化机制外因素影响,并促成该机制的顺利实践,使得移植规则在本土化实践中提炼出适合本区域的地方性实践知识,形成法律移植制度与本土化实践的良性互动。     

当代中国立法中的法律移植

当代中国在立法实践中法律移植有三种不同形式,即有关涉外法律方面借鉴外国法,在国内事务领域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在全球化条件下制定国内法参照国际标准。     

论中国法律文化的继承与移植

怎样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对外来法律文化的移植,融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状况建设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一直是构建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课题.承认并改造传统法律文化的有益成分以顺应时势,吸收借鉴外来法律文化的先进部分为我所用是我们在继承和移植问题上的应有态度.在借鉴外来法律文化时要注意:移植而来的法律文化要符合本民族的发展特质;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要根据移植法律部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在移植内容上应更为宽泛.     

执政能力建设: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探求

从历史角度和全球化背景下法律发展的动力分析,政党以政治动力方式的推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执政能力对法律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中国法律发展政治动力的新的探求。本文分析了政治动力与法律发展的一般关系;执政党作为政治动力在推动当代中国法律发展中的运作机理以及中国法律发展政治动力的要素。     

“文明共享”与可能的法律移植

从文明共享的角度来看待法律移植问题,是一条有益的途径。但是如果不理清文明共享的“认同”、“认异”问题,则不可能对法律精神有深入的理解,亦不可能对法律是否可以移植以及如何移植的问题做出合理阐释。在法治中国的今天,探讨这一问题深具意义。     

移植法律在中国的困境——关于法律信任问题的若干思考

本文借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在法制现代化的今天,中国目前实际上并不存在伯尔曼说的法律与宗教脱节所带来的法律集体信仰危机,亟待解决的是民众对国外移植而来的法律的不信任问题。如何保证法律利导性的实现,这是外来法律得到我国人民的信任的关键。     

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现象的关联考察——兼论我国法的本土化问题

法律移植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但是各民族国家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使得法律文化的交往产生了一定的困难,所以移植法律必须与本国的传统结合起来,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协调移植法律与本土资源会使得固有文化得以传承,又能开启未来,与世界接轨.中国法制自中华法系破产后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至现在仍不免"幼稚",因此移植自不能避免.然而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移植,又必须充分考虑本土化的问题,即使在诸多领域法律日益趋同化的今天,本土化依然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话题.     

“入世”与我国法律观的变革

法律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着的,"入世"将促进我国法律观的变革,其基本走向为从纯国家意志的法律观到相对国家意志的法律观,从国家主义的法制观到世界主义的法制观,从绝对主权的法律观与相对主权的法律观,走出类似"摸着石头搞法治"与"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纯经验主义的法律观,实现由"法律专家治理"与"必要的法律移植"等为特征的理性主义的法律观的转变.     

近代民法移植问题探析

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过程是和法律移植密切相关的,而民法近代化主要是通过法律移植方式完成的。本文从对民法近代化过程的考察,在理论和实证方面论证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从对中国固有传统法律文化的分析,探讨了在中国移植西方法律的可行性;并以中国民法近代化的成果验证了法律移植的效力。     

法律全球化与侦查工作法治化

法律全球化对侦查工作法治化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 ,站在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高度 ,反观我国侦查工作法治化 ,会发现很多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其中包括侦查工作的价值定位问题 ,强制措施问题 ,非法证据问题和沉默权问题等。针对存在的问题 ,必须更新观念 ,完善法律 ,加强改革 ,提高素质 ,才能不断推动侦查法治化深入发展。     

关于法律移植语境中几个概念的分析

本文围绕目前法学界比较感兴趣的法律移植和法律本土化问题,特别对其中“移植”、“借鉴”、“影响”、“继受”、Transplant、“本土化”等几个概念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文章指出,在法律移植语境中,“移植”一词是一个核心概念,它要求在法律移植中,应当做的不是过分加工、改造植体,而是营造能够使植体存活、发挥作用的环境。     

全球化进程中“主体中国法学”的秩序建构——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法律文明智慧理性的思考

全球化是一场关涉经济、法律、文化等诸领域的动态化、一体化进程。法学教育的盲目国际化、法学思维的西体中用是当下中国法学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客观样态,是一种"主题中国法学"的实践表达。中国传统文明中蕴藏着深刻而又丰富的法学智慧理性,其契合中国人世生活、服务中国人心;既有世俗意义上的规则之治,亦有超越意义的天道天理。当下若要实现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中国法学"秩序的历史重任,势必得自传统中国法学文明处汲取智慧,自法学教育处省思、自法学思维处重塑。惟有此,中国法学才有与全球化对话的可能,现代的中国法学才能为世界展现其传统的文明智慧。     

简论WTO的法律文化内涵——法治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WTO的法律文化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文化,即权利文化,它集中体现了"法治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和"平等精神",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WTO法律文化存在深刻的矛盾.中国加入WTO后,只有吸收、借鉴和移植WTO法律文化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实现自身的法制现代化.     

论法律移植过程中的本土资源供给——再读《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的争论已经转变为法律移植过程中是否需要整合本土资源的争论.本土资源否定论者的观点主要建立在误解之上,苏力教授笔下的"本土资源"并非模糊不清的命题.本土资源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对法治建设的供给主要表现为将习惯、惯例等转化为法律,检验移植来的法律,对移植来的法律进行补充、完善等.法律移植...     

论法律移植与中国判例制度的建立

法律移植是法律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与规律之一.在我国实现法治的过程中也要充分利用法律移植这种手段.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不能适应法治的要求,建立判例制度已成为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当务之急,而通过法律移植的手段来建立我国的判例制度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以外交学院法学专业的教学为例

本文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型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和现实需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外交学院法学专业的实际，探讨了国际型法律人才的基本素养和培养模式，并分析了有关问题。     

法律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及其超越

近年来,对法律全球化与法律本土化的研究成为学术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对法律全球化和法律本土化兼及后现代法学的一般理论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学者们围绕该命题进行的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作了评述,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法律全球化与法律本土化理论的实质内涵,对现代法治在“执两用中”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当国家法成为“外来法”

本文以法律人类学＂法律多元＂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法制,通过辨析法律的＂镜子理论＂和＂剪刀理论＂来认识国家法的特性,达到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并超越关于移植法与本土资源的争论。任何过度疏离于社会的国家法律,无论它来源于对外国法律的移植还是本土的创造性立法,对民众和社会来讲都可能是＂外来法＂。国家法律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对社会需求缺乏有效回应,导致国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过度的＂外来法＂,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一个重大危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方案应致力于提高国家法律的内生性、提高法律对社会的有效回应能力,而法学研究更应回归到法律深嵌其中的社会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