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合文化探析中国多边外交

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展了与周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集团的多边外交。中国多边外交的思想源自于传统的和合文化传统。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和为贵”、“兼相爱”、“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特点都映射在中国多边外交思想中，从传统中分析出中国多边外交思想的共生性、平等性、多样性、自主性，并以构建和谐世界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多边外交思想是对和合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更是结合中国国情和世界格局的一种创新。     

中国外交学研究方法探讨

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外交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外交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代表先进文化是中国外交学科发展的方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外交学研究的核心方法,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内容。历史发展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中国外交学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和依据。     

和合精神与中国的和平外交

中华和合文化所提供的整体性、系统性的辩证思维视角，对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战略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传统对中国当前“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区域和谐外交方针有深远的影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生”思想催生了维护世界多样性的和谐外交；“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伦理与处事哲学是中国国际秩序战略的哲学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观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理念之源。     

和谐世界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探析

和谐世界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中“以和为贵、和实生物”的和谐价值、“和而不同”的和谐本质、“和而不流、和必中节”的和谐原则以及“忠恕之道”的致和方法等思想都是和谐世界思想的重要传统文化根源。探析和谐世界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不仅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而且对于丰富、完善和实践和谐世界思想也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创新发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植根中国厚重的"和"文化,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中国外交思想和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发展。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以新高度升华了中国外交目标;丰富和平发展道路内涵、划出国家利益底线,以新力度明晰了中国外交原则;创新"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具体内涵、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以新深度拓展了中国外交布局。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集中体现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集大成。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形成了一系列工作新思路:外交工作应保障“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顺应“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基于此,中国外交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通过吸取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的精华丰富中国外交内涵,并将中国外交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紧密结合,从而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

古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军事思想与中国外交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关系。和平仁义的外交思想、和平宽容的外交实践和非功利主义的有限战争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特征。历史和现实清楚地向人们显示：中国古代强盛时不曾恃强凌弱，以后强大了也必将保持和平外交传统。“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     

论江泽民的“和而不同”思想

“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价值观之一,江泽民吸取“和而不同”思想的科学内涵,引入世界多样性思想,使其成为江泽民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其精髓是“民主平等,合作共存”。“和而不同”思想的成功实践,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     

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理论

本文主要论述外交决策理论的内涵、冷战后亟待解决的国际秩序论和中国应该选择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文章认为,外交决策理论应回答世界格局、世界主要矛盾、国家定位与国家核心利益等问题。冷战后世界向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冷战后世界两大主题没有变,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的国家定位应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台湾问题都属中国的核心利益。当前应建设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和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中国的外交战略宜提出“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为好。     

关于中国外交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建设当代中国外交学要以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新中国外交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和思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外交家对当今时代特征，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国外交的纲领、路线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中国外交风格和艺术丰富了外交学的内涵。     

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规范化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规范化是一个漫长而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具体可以分三步进行: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协议的签订;《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示范法》的出台;《中国司法协助法》的制定。其中,《中国司法协助法》的制定是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化的终极目标。     

中国参与东帝汶维和的原因及立场分析

1999年东帝汶骚乱的发生是科索沃战争之后影响东亚安全的第一个热点问题。2000年1月,应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向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派遣了民事警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对东帝汶维和的积极参与,使东帝汶问题能够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解决,维护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中的核心地位及东亚的地区稳定。本文将从中国与东帝汶的关系入手,结合对东帝汶维和的参与过程,分析中国参加此次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和对“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基本立场。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新发展

对外经济合作是中国外交和外经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立场是“守约、保质、薄利、重义”。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比较成熟的业务方式有对外援助、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投资等。中国政府在 5 0多年的对外经济合作工作中 ,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管理制度。对外经济合作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增进了人民间的相互了解 ,推动双边友好关系的发展。本文旨在使读者了解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情况 ,以便加深对经济外交作用的认识。     

“布白”及其他——再论我国现行行政公文文面的形式美

"布白"是构成我国现行行政公文文面形式美的又一重要因素.由于注重了公文文面的布白,我国现行行政公文构建出了"虚实相间"的公文文面格式.我国现行行政公文文面布白主要有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互相结合,在公文文面上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布白区域,体现出我国现行行政公文文面的空间美来.色彩对比也是构建我国现行行政公文文面形式美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我国现行行政公文文面通过朴素的白、黑、红三色,较好地表现出公文文面的色彩美.     

试论“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上的体现

中国合同法是以“自愿”、“协议”、“协商”、“同意”、“约定”等法律术语或法律名词在法典中体现“合同自由”原则的。     

论我国公平——效率“U”型曲线模型的构建

本文在分析库兹涅茨的倒“U”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出典型的公平——效率“U”型曲线模型,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政策施行的实际,初步证明了“U”型曲线的成立。     

“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体系和平变迁”——以建构主义“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为依据

2005年4月23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博鳌亚洲年会上作了"为中国和平崛起而实现的共赢方针"的主旨演讲①,这暗示着我们的一些邻国开始正视并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如果这一过程能够顺利进行,中国及其所带动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的崛起将必然给现有的国际体系带来深刻变革.②在主流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中,无论是肯尼思·华尔兹的"权力分配论",还是吉尔平的"权力转换理论",抑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是聚焦在如何通过霸权战争等非和平方式完成国际体系的变迁.如果只把这些理论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而加以否认,不跳出其分析框架来重塑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途径,那么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构建中就存在着不足与缺陷.笔者认为,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理论更适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提供理论依据.     

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试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的转变。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睦邻”外交政策的着眼点在于确立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平等关系,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将实现同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确定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中国对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在她不断协调同外部世界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是“中国的既定方针”。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流和行政性虚热

社会经济生活中确实出现了投资和货币规模“超常增长”等虚热的征象。中国增长的加速 ,有其深刻的内在动因 ,不宜全面提高宏观调控的紧度 ,应在强制行政性退热的同时 ,以稳定政策和制度改进扩大市场主导性增长     

中国改革和发展关键时期的“主义”选择

近年来,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基本方向的"问题",但"问题"之中有"主义";"问题"表现在经济上,反映的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政制改革要以锻造廉洁政府为主干工程,把有限集权与有序民主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