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部分城市创新指数比较研究

本文以合肥市、南京市、宁波市、嘉兴市、上海市杨浦区等＂四市一区＂2008-2012年的统计和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长三角部分城市创新指数评价体系,以主成分分析和灰色关联理论为主要研究工具,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研究了合肥市创新的基础条件、创新投入、创新绩效、创新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将合肥市的研究结果与南京市、宁波市、嘉兴市和上海杨浦区进行系统比较分析。     

论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其基本精神是适度公开与逐步扩大。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不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而是实行依法公开原则。主要包括五项内容：依法确定政府信息,依法确定和处理公开信息的范围事项,依法确定和处理不予公开信息的范围事项,依法确定和处理＂灰色地带＂政府信息,依法确定和处理公开信息的程度。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断完美、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行政机关工作的不断规范化和法制化,进一步扩大政府信息范围是必然趋势。     

“全民记者”时代对舆论调控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在生活中发挥了记者的作用,有媒体称中国已走进＂全民记者＂时代。＂全民记者＂时代的舆论生成与传播呈现出方式的多样性、速度的迅捷性、内容的复杂性和传播的互动性等特点。＂全面记者＂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舆论的生成与传播格局,也为做好新形势下的舆论调控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做好新形势下的舆论调控,需要主动适应舆论格局的新变化,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传播平台的互动效应,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基于灰色分析的群体性事件情报预警

灰色区间预测是一种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预测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军事、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内容复杂、信息繁冗的灰色系统,系统中含有很多无法预知的黑色数据,这些未知信息的存在对正常的数据分析产生着负面的影响。灰色预测模型的引入恰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情报预警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灰色系统理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程度测度方法

灰色系统理论能够充分开发利用已占有的"最少信息",具有研究"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问题的良好特性。本文基于灰色系统理论,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并以某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     

浅论公安机关“大情报”系统建设

公安机关的＂大情报＂系统建设是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目前,公安机关在＂大情报＂系统建设意识、公安信息情报合作等方面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通过树立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理念、建立警务合作机制、开发情报信息软件系统平台及建立情报信息保障系统等方面推动公安机关＂大情报＂系统的发展和完善,将会达到信息情报的动态化、高效化运转,从而更好地为公安社会管理工作服务。     

公安情报共享的障碍及对策初探

公安机关内部的情报壁垒往往导致用户需求得不到满足、降低情报产品质量、信息资源的重复性建设等问题。公安＂大情报＂体系建设必须树立合作共享的理念,以信息资源标准化建设和情报共享系统为技术支撑,并建立情报共享工作机制、发挥综合性情报机构的中心作用作为组织制度保障共同推动情报共享。     

激发社会活力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

社会管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活力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所生成的自我再造、自我创新的能力。激发社会活力既是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因素。激发社会活力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推动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是要引导和激发人的创造力;就是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就是要高度重视＂社会协同＂的作用。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非法获取人员”的认定——美国法的“信息泄露理论”与“盗用理论”在中国的适用

中国法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规定为知情人员与非法获取人员,而关于非法获取人员的范围与认定标准等都欠缺详细的规定。依据立法规定,并参照外国法理论,非法获取人员应是指除内幕人员外,可以凭借与发行公司或内幕人员的关系而非法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或者利用非法手段取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对非法知情人员,美国判例则创制出了＂信息泄露理论＂与＂盗用理论＂以规制该类人员的内幕交易责任。对内幕人员的配偶与直系血亲,中国法应明文规定其相关责任,并利用＂信息泄露理论＂进行规制,而对其他以非法手段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员,则不妨适用＂盗用理论＂以进行惩治。     

论公共管理中自生自发式的制度演进——哈耶克渐进制度生成方式的作用与影响

当今,从制度＂建构＂到制度＂自生自发＂,无不体现出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角色转变。处在转型中的中国,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己任,以何种制度生成方式来保驾护航成为焦点。     

累犯制度修正内容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不成立一般累犯的规定,并扩大了特别累犯的范围,司法实践中应对本次修正中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等内容作正确理解和适用,使累犯制度的作用得以真正实现。     

累犯的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累犯中“应当从重处罚”的“从重”，是较初犯从重进行处罚；尽管刑法规定了累犯不得假释，但累犯却不应当排除适用假释；解决数罪累犯的处罚问题，单纯采用“先并罚后从重说”与“先从重后并罚说”中的一种不行，应当依据数罪累犯的类型将两者结合起来。对累犯完全有必要适用加重处罚原则，但通过司法解释增加盗窃累犯“加重处罚原则”不妥，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补充规定。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体系的思考——基于再犯危险的分析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应当贯穿于判决前、入矫后、解矫前三个阶段,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应严格按照＂首要标准＂的要求,每个阶段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危险进行分析和评估。判决前矫正期内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基础,评估的重点在于社区风险的防范;入矫后的再犯危险评估是根本,以消除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危险性人格,不断提升矫正效果为目的;解矫前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关键,以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为目标。     

“标签理论”与“前科消灭”制度

为犯罪人贴上"罪犯"的标签,使其异于常人,是导致其再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这种分析,我们未来在制定有关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时,应当考虑设立"前科消灭"制度,对于符合条件的犯罪人,将其前科记录销毁,去除贴在其身上的"罪犯"标签,以此达到减少其再犯可能性的目的。     

论构成要件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刑法学是最为精确的法学。而这样的精确不仅仅是教义学的缜密的逻辑推导,还应在建构逻辑推导之前就以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作为价值基础奠基这样的逻辑大厦。这样的刑法学是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融合的成果,能够成为这样的最为精确的学科。“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翻译到教义学语言中就是犯罪论的“有效益犯罪论体系”、刑罚论的“例外规律——量刑反制定罪”以及行刑论的“刑事和解对教义学的价值回归”这样的一系列重大范畴。构成要件作为犯罪论体系最为基础的阶层,对于犯罪成立的定型、区分、个别化、推定等诸多功能,使得追求有效益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建构,又必须以之为入口（本文以刑事政策的视角观察构成要件的理论沿革。进而介绍罗克辛教授以刑事政策为导向进行建构引导的构成要件理论变革。最后对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教义学建构的结构和解构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探索）。     

交通事故的灰色预测模型及其实证研究

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色预测模型，论述了交通事故系统的灰色性，并采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对交通事故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某地区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建立灰色动态数列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是一个微分方程，称为GM模型（GREY MODEL）。GM（1，1）则是1阶的，1个变量的微分方程型模型，这种模型与数理统计的方法比较，求解较易，计算量小，精度较高。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正确的刑罚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即可。＂《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整了＂死刑偏重,生刑偏轻＂刑罚结构。然而,其中限制减刑、禁止假释范围的扩大,必将导致监狱长刑犯、累犯、死缓犯的增加,对监狱的监管安全、教育矫正带来极大挑战。监狱只有认真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分析其对监狱行刑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提高罪犯的矫正质量,维护监狱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公安信息系统应用》课程建设的设想与实践

公安招录培养体制的改革,使公安院校的生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的专科生源来自复员转业军人,与直接高考入学的高中起点学生相比,其信息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较为薄弱。新的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公安信息系统应用》课程教学中,应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有限的课时内．一方面要加强公安信息系统应用所必需具备的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另一方面要以民警常用的公安信息系统为例,在实际训练过程中培养学生信息采集的自觉性、信息录入的规范性和信息使用的主动性,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信息资源的能力。     

法律义务观念的来源——从《法律的概念》出发

道德规则科予义务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法律下的义务性是否会是来自于道德规则就变得很关键。而如果否认法律义务是来自于道德,那么它必须有着自身的义务来源,于是产生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命令说理论,并且产生了与命令说有密切联系的预测论理论。所以《法律的概念》要发现＂法律科学的真正关键＂就必须处理法律下的义务观念与道德、命令说以及预测论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正确的结论。     

谁是叙述者？

“谁是叙述者”这个问题,对叙述者概念是虚构叙事的区别性内在代理者,提出质疑。这个概念曾经误导性地包含了虚构性。本文探讨了热奈特对叙述者类型的划分。在比较故事外的同质叙述者与故事的叙述者之后,认为所有叙述者和人物都在叙事中得到同等程度的再现。文章接着考量了故事外异质叙述者的情况,不仅研究了全知叙述和外聚焦的含义,而且也反驳了如下观点,即在这类叙事中,需要区别性叙述者,以便展示虚构的信息是已知的而不是想象的。在讨论作者对虚构话语的责任时,文章参照了言语行为理论,表明传统的虚构作品“假装”模式并不完善,一个可接受言语行为阐释不会假定有一个叙述者的存在,因此叙述者要么以角色身份,要么以作者身份出现。文章还讨论了针对本论点几种可能的反对意见：不可靠性的含义,关于局部叙述者和隐性叙述者的观点,以及隐含作者问题等。最后,本文简要阐明了该观点之于从修辞性角度而非从再现性角度来理解虚构作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