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与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策略选择

任何国家都处在既定国际体系中并受一定时期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制约。本文拟从国际体系的国际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目前的大国外交战略和策略,由此界定其合理性。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分析

从大国战略态势、大国关系新变化、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对外战略等四个方面综合分析2006—2007年的国际战略形势。其中,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因霸权扩张过度,身陷中东尤其是伊拉克困境,其国际战略处境趋于被动。其他大国抓紧调整各自对外战略、加快自我发展。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环境均有新变化、更趋复杂。中国对外战略更为系统,中国外交整体推进、成效卓著。     

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扩散与转移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自进入后冷战时期,现代国际体系始终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进入新千年之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权力的扩散与转移.本文为此较为全面地考察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扩散与转移的两层含义,解析国际体系、国际格局与“极”等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分析西方学者对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走向的不同看法与学术争论,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当前国际格局“多元无极化”的客观发展特征.     

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由于国际行为体的现实互动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所构成的体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具有多重属性而非一种属性。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阐述的权力、制度和观念所指涉的就是体系的不同内涵。在传统的国际体系观念中,权力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由于体系中制度与规范的因素凸显,因此研究者已不能再以权力政治的简单逻辑来判断国家间的互动了。认识这一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进行战略评估都有重要意义。联系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这个视角的思考尤为重要。面对具有多重属性的体系挑战,中国只有处理好自己的战略排序,对涉及规范、制度、权力的互动作恰当安排,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     

超越地位之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之后重新获得了动力,但仍需要解决一些理论和经验性问题。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部分原因在于双方对权力的看法不同,西方意义上的大国更多时候是"great power",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有不同的大国观,而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大国,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也是从"major power"入手推动的。但美国显然认为,中国要做的是一个"great power",而这会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目前,中国经济总量正在接近美国,但追上美国仍需要很长时间,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加速推进军事能力建设,使之与经济总量相匹配。但是,中国有必要赋予"great power"以新的含义,围绕提高中国人均收入以及全球共同发展实施大国战略,建设共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抗日战争与二战期间国际战略格局的转变

从1931年日本公开吞并中国东北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了从绥靖到遏制的转变,以至双方后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产生如此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方面,中国的全面抗战打乱了日本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战略部署。日本的有限资源面临严重危机,不得不以“南进”战略来摆脱困境,最终与美英等西方大国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另一方面,中国的全面抗战促使美英等西方大国重新估价中国的实际力量和战略作用。它们逐步增加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各种支援,最终建立起世界范围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

现实制度主义是基于折中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析路径而诞生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是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体系阶段性变化的最新理论回应。该理论认为,"战争恐怖平衡"机制、"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和"科技创新制胜"机制正在推动当前国际社会逐渐进入一个基于规则的新世界,它以伙伴关系网络和国际制度竞争为核心特征。现实制度主义致力于解释在这个新世界里国际制度竞争产生的原因和基础,以及由此带来的特定国际制度的兴起与衰朽。国际制度具有公私双重属性,既可以提供公共产品,吸引国家"结伴"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又能被主导国"私有化"为追求私利目标的重要工具,甚至帮助主导国建立制度霸权。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由于权力的转移,崛起国和守成国围绕国际制度的主导权展开激烈竞争,这种新的大国竞争形式既是主导国权力地位的竞争,也是主导国为伙伴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竞争,还是制度设计本身的合法性竞争。主导国推动的国际制度竞争究竟是呈现相容性还是互斥性,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根本力量。现实制度主义为理解当今大国权力政治形态的变化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论钥匙。     

网络空间国际冲突与战略稳定性

网络安全研究已逐渐从理论建构走向实证研究,许多早期建立的理论假设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以往研究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会严重损害国际体系的战略稳定性,带来国际冲突的升级,乃至颠覆原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以此为背景,本文从回应策略、冲突升级、能力分配等角度对国家间网络冲突事件进行了实证考察,探讨了网络冲突对战略稳定性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此前关于网络冲突削弱战略稳定性的假设并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充分支持,网络空间的安全互动造成的不稳定性是有限的。而相比此前理论所设想的不稳定因素,对网络空间更有可能带来安全威胁的是第三方因素和错误归因等问题。     

当前“单极”与“多极”矛盾的基本态势及战略思考

当今国际格局处于深刻演变之中。美国谋求单极霸权阻力增大、困境加深,“新兴大国”崛起推动多极化发展,西方大国加大协调对外战略、企图共同维持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大国关系加快重组、复杂联动,全球治理需求增多,中国的国际战略处境更趋微妙敏感。     

共有观念、不对等关注与国际冲突的起源

在解释国际冲突起源的众多理论中,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的不对等关注理论独辟蹊径,他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基础,认为国家间权力大小不同会导致对彼此的关注程度不同,小国倾向于过度关注大国,相反,大国对小国的关注程度较低,由此可能产生双方的错误知觉,甚至走向冲突。本文对沃马克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在不同的无政府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并不必然导致不对称关注。具体说来,在霍布斯文化和康德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本身并不会导致不对称关注,而在洛克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易于产生不对等关注,从而导致错误知觉和国际冲突。论文以伊拉克战争前的美伊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朝关系以及欧盟治下的欧洲国家双边关系为例,检验了上述假设。这一理论思考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如何认识和处理好与周边小国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