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谁为亲情埋单——小议近亲属作证豁免权

“亲亲得相首匿”是我国古代的司法传统，这一传统也为现代世界刑事司法潮流所认同。而我国当代刑事司法却忽略了特殊证人——近亲属证人的权利，即拒绝作证权。法律应当规定近亲属作证豁免权；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应先定为当事人的直系亲属或直系姻亲；享有亲属拒证权的证人，对于不利于其近亲属的证言可拒证。     

我国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制度评析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同时也赋予了近亲属作证豁免权,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应适当拓宽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主体范围,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免除近亲属的作证义务,以维护证人的权利。     

浅议近亲属作证豁免权

“亲亲得相首匿”是我国古代的司法传统,这一传统也为现代世界刑事司法潮流所认同。而我国当代刑事司法却忽略了特殊证人———近亲属证人的权利,即拒绝作证权。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建立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     

质证权语境下刑事案件证人的保护制 度简

刑事被告质证权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可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和司法公信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证人保护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司法实践中证人及近亲属人身安全遭受侵害的现象极为严重。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可运用远程作证，既节约了成本，又满足了“作证质证”的需要。     

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证人保护问题研究

在当前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过程中，证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无论我国的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缺乏对证人应有的保护和处遇，导致目前刑事证人作证率偏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应该提供经费，建立起专门、统一的司法机构，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伦理思辨

刑事证人作证制度具有明显的伦理基础,表现为刑事证人作证制度具有功利性和证人作证行为本身存在着利弊权衡.我国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缺乏伦理思辨,对人性考量不足、对德性制约欠缺以及权力与义务的脱节.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应建立起证人拒证权制度、证人强制作证制度、证人道德制约制度、证人出庭作证保护制度和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     

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证人保护问题研究

在当前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过程中,证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无论我国的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缺乏对证人应有的保护和处遇,导致目前刑事证人作证率偏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应该提供经费,建立起专门、统一的司法机构,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试析我国证人义务立法的道德缺陷及修补

道德是法律的重要内涵和制定依据 ,法律不能离开道德而存在 ,存在严重道德缺陷的法律既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 ,也承担不起将社会引向法治的重任。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义务的规定过于僵化、绝对 ,严重忽视了对我国民众亲情伦理道德、职业道德和人性道德的维护 ,存在着明显的道德缺陷。而对基本人性、道德的违背也决定了其无法在我国长期适用下去。本文拟在对我国证人作证义务立法的道德缺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初步尝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免证制度     

试折我国证人义务立法的道德缺陷及修补

道德是法律的重要内涵和制定依据,法律不能离开道德而存在,存在严重道德缺陷的法律既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也承担不起将社会引向法治的重任.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义务的规定过于僵化、绝对,严重忽视了对我国民众亲情伦理道德、职业道德和人性道德的维护,存在着明显的道德缺陷.而对基本人性、道德的违背也决定了其无法在我国长期适用下去.本文拟在对我国证人作证义务立法的道德缺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初步尝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免证制度.     

突破证人不愿作证的难关

证人证言是侦破案件不可缺少的证据,它不仅能为侦察提供线索,而且,能指明犯罪分子或重大嫌疑人,成为该案的突破口。但是,自改革开放以后,人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证人不愿作证,已成为侦察破案中的一道难关。许多案件都因为证人不提供真实情况而搁浅,甚至无法破案。     

论可以指定辩护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

人民法院在指定与否上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致使可以指定辩护存在不确定性。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应该明确可以指定辩护不是法院的权力而是义务，同时，明确近亲属的委托辩护应优位于法院的指定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对可以指定辩护的异议权和申诉权。     

近亲属请求死亡赔偿的法理基础

死亡抚恤金是国家或有关单位按相关法规规定给予死者近亲属和被扶养人一定金额的慰问金及生活补助费,抚恤金代替不了死亡赔偿。死者已无从取得主张赔偿的权利,但法律不能无视利益受到损害的近亲属。基于身份关系的重要性,从亲属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应当以近亲属身份权被侵害作为近亲属索赔的理论依据,近亲属不仅可以向直接致害人提起死亡赔偿,也可以要求学校和政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样才能使近亲属被侵害的身份利益得到真正的救济。     

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研究简

网络虚拟财产是一项新型财产权，这决定了其继承问题应纳入继承法规范，但其存在着与传统财产权继承不同的特殊问题。网络虚拟财产是基于网络服务商的网络服务而产生的，但用户购买或创造的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独立的价值，属于用户所有，网络服务协议不能排除其合法继承。保护死者隐私最终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权益，因此用户死亡后由近亲属继承其网络虚拟财产不会存在侵害死者隐私的问题。     

和谐与秩序: 亲属拒证权的理论之维简

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以拒证权是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法律文化的优良传统与现代世界各国诉讼立法的普遍做法,但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亲属拒证权一直未见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对东西方容隐法制的比较与分析,抽象出两者共通的和谐与秩序的价值追求,以期为当今中国建立起符合实际的亲属拒证权规则提供可资参评的理论支撑与根本理念。     

近关系强奸:犯罪类型与司法认定的实证研究

近关系强奸是近年来国内外在强奸犯罪研究领域内研究的重点。在司法实践中,办理近关系强奸案件有诸多问题亟需解决。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近关系强奸可分为约会强奸、聚会强奸、非约(聚)会双向互动强奸、单向强奸等4种类型,对类型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办理近关系强奸案件时存在的违背妇女意志认定难、犯罪人否认强奸、被害人态度反复等疑难问题。     

论警察酒精检测报告的证据效力

警察酒精检测报告是对涉嫌饮酒或酒后驾驶者进行行政处罚或定罪的重要证据。涉嫌饮酒或酒后驾驶者自愿接受呼气酒精检测后所制作的呼气酒精检测报告具备证据能力;强制涉嫌饮酒或酒后驾驶者接受呼气酒精检测所得的呼气酒精检测报告不具备证据能力;对涉嫌饮酒或酒后驾驶者在其无意识情形下进行呼气酒精检测后所制作的呼气酒精检测报告具备证据能力。在呼气酒精检测报告之证明力的判断上,由于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有紧密的关联性,因此,只要该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就不能否定其具有一定程度的证明力。     

侦查人员证言证明力问题研究简

侦查人员作为证人相比一般的证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侦查人员证言的审查,重点是要审查证言内容是侦查人员的直接感知还是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的分析、判断和评价。检察人员要达成科学心证,要综合审查侦查人员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排除非法证人证言,得出合理结论。在没有特别证据的情况下,一般不应认为,侦查人员系案件的利害关系人,但在妨害公务类案件中,由于被害人一般为侦查人员的同事,侦查人员应属于广义上的同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此外,收集侦查人员证言要严格按照刑诉法及相关规定的明确要求。     

侦查讯问制度重构研究

对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进行构建与完善,应借鉴法治国家的成熟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治安和刑事司法的现状,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在程序结构上要设立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诉讼理念上要确立并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完善现有侦查讯问的时间、地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告知、步骤、手段等法律规定,加强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建立侦押分离制度、审讯主体与犯罪嫌疑人隔离制度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新刑诉法背景下受贿案中行贿人翻证问题研究

行贿人的证言在受贿案件的证据体系中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旦行贿人翻证，与其证言相关的犯罪事实极有可能因无法做到“供证一致”而难以被认定。基于避免惩处危险、维护人际关系、平衡个体情感等特殊因素的考量，行贿人证言的稳定性相对较弱，其往往围绕案件的构成要件事实和取证程序等进行翻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证据制度、辩护制度等诉讼制度，但同时也给司法机关应对行贿人的翻证问题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为此，可从具体操作和制度设计两个层面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论侦讯中的翻供

翻供是指被问主体推翻原作口供的行为 ,侦查翻供就是指被问主体即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阶段所进行的翻供。翻供的含义、情形、类型是多重、多样的。翻供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有的有利 ,有的有弊 ,其成因利弊可以通过审查口供和其他证据来确定。防止不利翻供关键是提高侦讯主体的素质 ,消除或减少翻供的诱因 ,巩固真实的口供 ;促成有利翻供主要是通过针对被问主体的反讯问手段 ,找出相应对策、措施 ,使其将原口供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