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三个代表”必须牢记宗旨一心为民

落实和实践"三个代表",就是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在东北三省党的建设和"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讲话的要求,牢记党的宗旨,最终体现在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研究综述

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即成为我国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20年来,我国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十年。第一个十年,即苏联解体之后的十年,对于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存在着两种非常明显的对立态度。一种是对斯大林模式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将苏东巨变、苏联解体以及苏联时     

侦查人员证言证明力问题研究简

侦查人员作为证人相比一般的证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侦查人员证言的审查,重点是要审查证言内容是侦查人员的直接感知还是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的分析、判断和评价。检察人员要达成科学心证,要综合审查侦查人员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排除非法证人证言,得出合理结论。在没有特别证据的情况下,一般不应认为,侦查人员系案件的利害关系人,但在妨害公务类案件中,由于被害人一般为侦查人员的同事,侦查人员应属于广义上的同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此外,收集侦查人员证言要严格按照刑诉法及相关规定的明确要求。     

侦查人员证言证明力问题研究

侦查人员作为证人相比一般的证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侦查人员证言的审查,重点是要审查证言内容是侦查人员的直接感知还是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的分析、判断和评价。检察人员要达成科学心证,要综合审查侦查人员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排除非法证人证言,得出合理结论。在没有特别证据的情况下,一般不应认为,侦查人员系案件的利害关系人,但在妨害公务类案件中,由于被害人一般为侦查人员的同事,侦查人员应属于广义上的同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此外,收集侦查人员证言要严格按照刑诉法及相关规定的明确要求。     

共产国际是怎样将立三错误升级的

1930年7月，共产国际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错误时，认为立三中央犯了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错误”。然而，到了这年10月，共产国际就将立三错误升级为“路线错误”。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个变化，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结果，并不清楚个中原因。笔者在近年公布的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发现，共产国际将立三错误升级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此过程中，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以下称“远东局”）和斯大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农村基层团组织整体化建设的讨论

团中央关于加强共青团组织整体化建设的要求,正在各级团组织中贯彻落实.农村团的基层组织数量最大,涣散的情况也相对突出.为了探索和促进农村基层团组织的整体化建设,本刊编辑部和共青团青岛市委于1990年8月20日在青岛市团校联合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与会的有团市委副书记余洁、组织部长单强炜、青农部长纪敏以及各县(市)、区的团委书记、副书记.现将他们的发言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我国罪行法定原则的法史考察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一个根本原则,本文首先介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和历史发展,然后对中国古代刑法中是否存在罪行法定原则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最后介绍了从西方引进的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确立过程。     

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诈骗罪的主观超过要素,是认定诈骗成立必不可少的主观要素。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问题,在准确认定诈骗罪成立中特别重要,认定时应坚持目的与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目的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超过要素,实务认定方法主要是刑事推定。     

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依据及其法定化的实现

当前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使人们日益重视对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保障。然而,实际上,被害人并不是完全无责的。被害人对犯罪的发生也起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负有很大的责任。刑法学理论、犯罪学统计数据、国内外的立法司法例都为被害人过错应成为影响量刑的法定情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为了更准确地认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将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问题法定化。     

无逮捕必要的适用现状及其扩大适用的实现

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无逮捕必要的适用范围被不当压缩,合理界定无逮捕必要的适用条件,建立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制度及向被害人说明无逮捕必要原因制度等,是实现无逮捕必要扩大适用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