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几种海商事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统称《海诉法》)是我国海事法院审理海商事案程序上的法律 ,审理海商事案件是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诉讼原则 .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一些处于弱势的作为受害人的海事诉讼当事人带来不利 ,妨碍司法公正 ,制约了经济发展。2 0 0 2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公关《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最明显之处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倒置规则和特殊情况下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 ,使我国民事审判工作更接近法治社会的特征 ,但未规定审理海商事案对证据可适用或参照适用。为此 ,笔者建议在几种海商事案件审理中实行举证倒置 ,以实现公正与效率。     

民事诉讼之脊椎——从一起供热合同纠纷看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作为民事诉讼的核心,在案件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举证责任主体的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责任转换制度等对当事人双方的实体权利产生重大影响。法官在审理裁判案件时,要充分考虑客观现实,依据公平理念,借助经验法则,将举证责任在诉讼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适当的分配,实现最利于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的价值追求和法的正义的最高理念。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交通肇事罪——兼论信赖原则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刑法》第133条修正为将责任认定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其理论渊源是信赖原则的具体应用。针对目前责任认定存在由公安机关主导,法院的审判成为走过场的程序性活动的弊端,在办理交通肇事案件中,可由公安机关作出交通事故成因分析意见书而无须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由法院结合其他证据与具体案情来具体认定。     

关于亲子鉴定案件几个法律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涉及亲子鉴定的民事诉讼案件越来越多,而我国在亲子鉴定方面的法律规范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给法院在审理亲子鉴定案件时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带来一些问题。法院在审理亲子鉴定案件时应正确、合理地运用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人所作的亲子鉴定结论具有证据能力,而其中DNA亲子鉴定结论具有很强的证明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实践考察——基于2013年以来192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作为刑事诉讼法贯彻落实的重要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情况有继续观察的必要。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获得的192份裁判文书为基础,对2013年以来我国法院在常规刑事一审、二审案件的审判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争议的处理,从程序运行到实体规则两个层面进行梳理和反思,并简要提出了有关建议。     

规则之失下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理的反思与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理与执行,是法院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主要依据。但上述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伴随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涉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将大量涌入法院,使法院在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时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规则之失下如何受理、审理和执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是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理的反思与突破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是法院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主要依据,但上述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伴随国务院《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涉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将大量涌入法院,使法院在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面临诸多新问题。规则之失下,应积极探索司法裁判、行政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细化合法性及合理性审查标准,妥善处理违法建筑强拆案件,积极应对新规挑战。     

国际金融中心背景下金融创新的司法保障

法治环境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短板,需要通过能动司法来保障金融市场,应对金融创新。上海在六个法院设立了金融庭,实现专业化审理,但如何突破刚性规则,处理新型案件,需要规则约束。上海法院的金融审判,在应对金融创新、保障市场秩序方面应当遵守怎样的裁判理念和价值取向?上海法院在金融审判中如何约束能动司法的审慎介入?围绕上述两个问题,通过金融服务机构业务规则、裁判依据、技术性风险、商业惯例、特殊金融消费者保护等角度,研究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如何在司法裁量中彰显,对金融创新必要干预的同时实现规则的弹性,以厘定能动司法的边界。     

医疗损害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的医疗损害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理论，表面上来看有利于保护受损患方的弱势地位，实现诉讼武器对等，保障患方的合法利益，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自身的逻辑冲突，也违反我国证明责任的基本分配规则，并且在实践中也并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侵权责任法》在医疗侵权诉讼领域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其隐射出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符合我国证明责任的基本分配规则，能够妥善协调医患利益，促进医疗体系的发展进步。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我国的立法及实践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已为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接受。我国立法中也采用了这一原则,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国际公约相比,条文简略,缺乏可操作性。鉴于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23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7〕14号)。该司法解释的出台为我国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合同案件如何正确确定准据法提供了更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从而对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还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扒窃犯罪本益论

扒窃犯罪是扒窃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和表现.扒窃犯罪的犯罪成本有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惩罚成本,其犯罪收益有直接物质经济利益及心理满足.从犯罪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来控制、预防扒窃,应该严格公正执法,优化公检法职能机关对扒窃犯罪的诉讼价值;改变刑法对扒窃犯罪的惩罚标准,强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效率等.     

浅析盗窃罪的客观方面

盗窃罪是普遍的犯罪现象和司法机关的打击重点。《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客观方面及相应的刑罚措施作了修改完善和补充,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和＂扒窃＂三种行为,赋予了盗窃罪新的丰富内涵。文章主要对以上三种行为进行分析,指出了司法实践的难题及处理对策。     

入室盗窃、盗窃着手与盗窃未遂

入室盗窃是盗窃犯罪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于入室盗窃的情况下行为人何时成立盗窃的着手,有不同的学说。由于行为人侵入住宅即已体现了盗窃的犯罪意思,并且对财产权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因此以盗窃之目的侵入住宅时可视为盗窃的着手。但盗窃的着手只是成立盗窃未遂犯罪的一个条件,要成立盗窃的未遂犯罪,还必须以数额巨大的财产为盗窃目标或符合相应条件,为此,还应正确处理盗窃着手与之的关系。     

扒窃犯罪本益论

扒窃犯罪是扒窃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和表现。扒窃犯罪的犯罪成本有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惩罚成本，其犯罪收益有直接物质经济利益及心理满足。从犯罪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来控制、预防扒窃，应该严格公正执法，优化公检法职能机关对扒窃犯罪的诉讼价值；改变刑法对扒窃犯罪的惩罚标准，强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效率等。     

网络盗窃案件分析与对策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国网络违法犯罪案件也随之增多.网络盗窃案件作为网络违法犯罪中典型类型,一直处于高发态势.网络盗窃案件可以划分为盗窃银行系统资金、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盗窃电信资费三种类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应当从完善法制建设、加强技术防范措施、提高全民防范意识等方面来防范网络盗窃案件的发生.     

论使用盗窃

使用盗窃行为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部分使用盗窃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予以犯罪化。关于使用盗窃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理论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我国刑法对于盗窃行为有明确的规定,但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使用盗窃行为却没有规定如何处理。在我国尚未规定使用盗窃罪的情形下,将使用盗窃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不存在障碍,符合立法者的意图;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来说,也应当将使用盗窃行为认定为盗窃罪。     

基于X11方法的盗窃犯罪时间序列分析

犯罪时间研究是犯罪问题分析、犯罪治理决策的重要环节。采用X-11方法,对温州市龙湾区2002年8月至2012年9月的盗窃犯罪数据进行研究,最终形成了该区盗窃犯罪的季节波动图以及趋势—循环成分图。通过分析图表,发现了该区盗窃犯罪的时间分布规律以及一些季节成分变化情况,同时也发现了其相关的趋势变化。     

再论盗窃与抢夺——引入抢劫概念的探讨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盗窃与抢夺行为的界限在于行为的秘密性与否,但是由于这一界限在理论中与实践上遇到了各种挑战,因而备受争议。法学界有新观点借鉴德日刑法理论,认为两行为的区别在于行为的平和与否,引起学界争鸣。抢夺作为介于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的罪名,单与盗窃罪进行比较是不全面的,也难以划清界限。不妨引入抢劫罪,借阐述三罪之间的区别,厘清盗窃与抢夺之界限。     

对盗窃文物犯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现行刑法将盗窃文物犯罪的行为涵盖在盗窃罪中,使得盗窃文物犯罪行为在定罪标准和量刑幅度的认定上存在诸多问题.根据文物犯罪体系化的要求,以及打击文物犯罪的需要,应当将盗窃文物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罪名,并将其纳入妨害文物管理罪中.盗窃文物罪的犯罪对象应当是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的雕塑、壁画、建筑构件及附属文物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论入户盗窃之“户”的界定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出修改,将"入户盗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的特殊类型,导致盗窃罪原有的保护法益产生变化。同时,刑法中并未对"户"的概念进行清晰明确的定义,在实践中也产生一些"入户盗窃"认定的难题。因此,有必要对"入户盗窃"侵害法益进行新的探究,应基于法益保护目的,对"户"的内涵加以明晰,对"户"与住宅、室进行区分,要在明确"户"的功能特征与场所特征的前提下,对"户"的范围进行界定。基于新的探究",入户盗窃"的"户"应该界定为供他人生活起居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