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异化问题＂的深入系统思考——读《科技哲思——科技异化问题研究》

《科技哲思——科技异化问题研究》一书对科技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它在批判性地考察科技异化问题研究中的两个理论误区的基础上,确立了研究的基本思路;在考察科技的本质、批判科技中性论、澄明科技价值的基础上,探究了科技异化的实质;在辨析＂科技异化＂、＂科技物化＂、＂科技神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人化＂的主张。该专著学术视野广阔,内容详赡弘富,观点鲜明独到,是一部科技哲学研究中具有前沿性、创新性的力作。     

从“孟连事件”看行政伦理失范及其治理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它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8年云南＂孟连事件＂可算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典型案例。文章通过对孟连事件中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的阐述,以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为基点,从行政人员多元价值冲突、行政制度、机制不完善两方面分析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主要原因,并从制度伦理建设以及个人伦理建设角度提出了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对策。     

探析网络舆论监督的优点及存在的问题——以"山西疫苗事件"为例

在2009年＂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石首事件＂等一系列网络事件的频发中,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3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以网络为手段,披露了＂山西疫苗事件＂,由此引发了全国＂疫苗事件＂的曝光。这一＂疫苗事件＂,把网络舆论监督作用推到了更高一层。广大网民和各大网络媒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但是网络在发挥舆论监督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不足。如何完善网络舆论监督,让网络发挥最大作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大规模侵权民事救济比较研究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面临因高度工业化所引发的各种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危害与考验,近年来连续发生在各国的一些大规模侵权事件也预示着风险社会的到来。2008年我国＂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等等。完善大规模侵权中受害人民事救济制度是我国侵权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云南省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征及其处置方略

近年来云南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成上升趋势,从2008年云南＂孟连7·19＂群体性事件到2009年＂陆良8·26＂群体性事件、昆明＂11·21螺蛳湾＂群体性事件,群体性冲突事件的规模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已经成为云南当前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进行论证和研究,对群体性事件的特征、趋势与原因进行分析,探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基本条件及其内在规律,加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控制,既是构建和谐云南的迫切要求,同时对云南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心安定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从异化劳动理论看富士康连跳事件

本文以富士康连跳事件为例,研究了当下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幸福生活问题。首先,阐述了富士康连跳事件的基本情况;其次,分析了异化劳动理论在富士康的主要表现;最后,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对分析当下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意义。     

社会“极端事件”的根源与化解——以回答网民提问为形式

＂极端事件＂是指暴力和侵犯性到了极端程度的事件,是各种冲突事件中涉及暴力攻击或侵犯法律最为典型的事件,是超越了社会的底线价值的反常态的暴力事件。暴力的使用是极端事件的最主要的特征。＂极端事件＂的主角可能是个体、群体、政府。＂极端事件＂的发生原因有＂十个不＂：即不让步,不让利,不放权,不透明,不守则,不及时,不换位,不认错,不对话,不变通。改变这＂十个不＂,＂极端事件＂就可能化解。＂极端事件＂也有其正向功能,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对于民情、民意、民怨会产生直接影响,要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避免鼓励一些负向情绪,引发＂极端事件＂。     

“组织”和“渠道”的双重建构：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框架

群体性事件持续大量爆发的窘境凸显出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有限性,而政府过程学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思维与治理框架。透过政府过程学说,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一种＂无序＂与＂失范＂的利益表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政治体系内外相关利益表达＂组织＂和＂渠道＂的双重缺位与失灵。因此,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要义在于＂组织＂与＂渠道＂的双重建构。     

政府诚信：缺失与重建

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洛阳＂地沟油＂事件等各个领域诚信危机事件不断呈现。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诚信体系的缺失和建设,政府始终都是主导者和引领者,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社会诚信建设只有从政府做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从乌鲁木齐“7·5”事件谈公安应急指挥的相关问题

公安应急指挥是新时期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在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面对突然发生的特定治安事件,必须具备的一项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2009年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7.5＂打砸抢烧暴力恐怖事件,公安机关在进行应急指挥处置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为我们指出公安机关面对突发性治安事件,首先应当明确公安机关的性质、职责和指挥的主体;清醒认识处置突发性治安事件过程中公安应急指挥的目的与目标;了解并熟悉指挥的硬件性因素、软件性因素、启动性因素和指挥性因素等指挥依据;坚持＂有文事,必有武备＂的政治原则等。吸取＂7.5＂事件处置的教训,完善应对措施,可防止此类事件在新疆乃至全国再度发生。     

孙子“势”域中的群体性事件现场控制

孙子＂势＂论是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孙子＂势＂论在具体的作战中表现为将帅运用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态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处置群体性事件具有政治要求高,敏感性强等特点。孙子＂势＂论可以作为群体性事件现场控制谋略的来源,使警方更加有效地进行力量配置和认识群体性事件现场控制要素。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现场控制过程中,要善于从多维角度认知现场,在重视战机的巨大作用和示＂形＂造＂势＂的同时,还要善于超＂势＂。     

探析韦伯的官僚制思想——兼与马克思官僚制思想比较

西方理性主义背景和支配类型学是韦伯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官僚制合理性和合法性表现为：形式主义、技术-效率、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及依赖专家统治三个方面。官僚制困境在根本上体现为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韦伯与马克思在官僚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异化与技术异化的关系;二是阶级结构与官僚专门化的关系。     

“富人治村”的政治学考量

近几年,随着＂富人＂参选村官的愈演愈烈,持续升温,＂富人＂治村成为了我国基层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富人＂村官的形成蕴含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基层民主建设在农村的发展要求,是乡村治理模式由＂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的必然。笔者文章中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富人治村＂所显现的权力异化原因探究,并提出了有效地解决途径。     

论我国私营企业主的资本运行规范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营企业主在创造价值、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运行理论为指导,自觉规范资本的运行方式,严格限定资本的运行界限,把资本运行控制在合法经营和合理利润的范围内,避免劳动＂异化＂、＂外化＂等现象,同时加强财富道德自律,树立正确的财富道德观。     

群体性事件的思想根源分析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就思想根源看,泄愤思想和报复思想的较量,孕育了群体性事件;法不责众思想和威权思想的对立,催生了群体性事件;绝对自由主义思想和＂驼鸟式＂传统政治思维的并存,激发了群体性事件;＂政府公信力递减＂思想和形式主义思想的交锋,助长了群体性事件。     

当前新疆“维稳”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

当前,新疆＂维稳＂面临的问题,既有可控性又有不可控性,既有可预见性又有不可预见性,各种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使新疆＂维稳＂呈现出特殊而又复杂的特性。乌鲁木齐＂7.5＂事件正是借广东韶关＂6.26＂治安事件大作分裂文章的写照。从理论高度探讨当前新疆＂维稳＂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有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明星艳照事件对青少年成长的杠杆作用——从“艳照门”到“兽兽门”

＂艳照门事件＂和＂兽兽门事件＂等类似社会事件的本质属性为恶,在危害社会和青少年成长的同时,从反面起到了促进青少年成长的杠杆作用。通过青少年主体的自我反思和社会的合理把握,可以有效地促进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形成、责任意识的明确、法律意识的强化和性教育的科学化等。     

从“富士康跳楼事件”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进入2010年以来,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富士康科技集团频发员工＂跳楼＂事件,震惊全国,也引起社会各界对企业工人生存状况的强烈关注。＂富士康跳楼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传统落后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实际上,富士康现象在我国并非个案,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状况并不乐观,人力资源管理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企业也未从利用和开发人力资源中获得最大的收益。现代企业如何适应新时代变化,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使人力资源真正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乡村关系的民主效应分析

我国＂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关系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实践中存在着＂行政化＂和＂放任型＂两种非正常、异化的乡村关系,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基于民主的视角,客观评价和分析上述两种乡村关系的正负效应,旨在提高其正效应,降低或避免其负效应,尽快建立法律文本设计的健康、理想的乡村关系,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论诗歌翻译中意象的迁移性

诗歌翻译的标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归化＂与＂异化＂之争更是由来已久。而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既要整体把握作者构建的诗性与诗意,更需驱使本国文字再塑目标读者欣然接受的诗韵。本文通过分析不同语体的诗歌译介文本,强调了迁移性意象在诗歌翻译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力,以期达到在文本交际中诗歌意象的完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