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虚假广告监管的法治思考

虽然《广告法》和广告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规范广告经营行为、促进广告事业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曾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广告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广告法》和广告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性和不适应性逐渐显现。本文主要从明确界定虚假广告的认定标准、全面协调虚假广告的监管体系、科学甄别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和不断完善虚假广告的赔偿机制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加强对虚假广告的法治监管。     

虚假广告侵权适用同质补偿的局限性

虚假广告是一种“公开”的欺诈，是道德和商业领域的一种双重造假行为。生活中因虚假广告侵权的案件屡见不鲜，有关虚假广告的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然而．对于虚假广告侵权的损害赔偿原则问题，学者少有研究。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均将虚假广告侵权视为一般侵权行为，对其损害赔偿责任适用传统的同质补偿原则。实际上，虚假广告侵权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传统的同质补偿已经不能有效地发挥其教育、预防以及制裁功能，虚假广告的泛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文主要对虚假广告侵权适用同质补偿原则的局限性进行评析，以期为该领域有条件地引入惩罚性赔偿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虚假广告罪的认定

对虚假广告的界定是认定虚假广告罪的关键.现实生活中的虚假广告多从静态意义理解,刑法中的虚假广告则侧重指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要求必须具备主客观两方面要件.根据行为人的目的和广告内容不同,具体分为三类,但并非一律以虚假广告罪定性处理.     

虚假广告罪法益研究

虚假广告罪的法益是商品或服务的正当竞争和交易。虚假广告罪的法益具有说明虚假广告罪的犯罪对象范围、准确界定虚假广告的“虚假”内涵、合理认定虚假广告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的功能。     

完善虚假广告侵权民事救济的法律思考——基于社会化责任视角

目前,虚假广告已经变成社会的一大公害,现实生活中虚假广告的泛滥也在某种程度上检讨着我国当前规制虚假广告侵权的民事救济体制。基于社会化责任视角,完善虚假广告侵权的民事救济,要完善虚假广告侵权的归责原则和损害赔偿原则,完善虚假广告侵权民事诉讼主体制度,完善虚假广告侵权集团诉讼与公益诉讼制度。     

建议增设虚假广告罪

一、增设虚假广告罪的必要性 首先,增设虚假广告罪是促进广告业健康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广告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服务门类和媒介种类比较齐全,能够为社会捉供系列化信息服务的广告产业。广告的作用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日益显示出其不可代替的重要性。所以,应当保护广告业,促进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并禁止广告的违法行为。 其次,我国的广告业起步比较晚,底子比较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配套设施还没跟上来,虚假广告案件逐年增多,性质也越来越恶劣,手段变化多样,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给国民经济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所以有必要强化对虚假广告的制裁手段,把虚假广告的犯罪以单独的罪名加以规定,设立虚假广告罪。 第三,我国现行的广告管理法律、法规只规定了虚假广告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而对刑事责任没有作明确规定。只在发布虚假广告,构成假冒商标罪、诈骗罪及其它罪时,依照相应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而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分散、难于掌握,也不便于操作,不利于有效地打击和防止日益严重的虚假广告犯罪活动。既然以上罪名不能包罗新形势下虚假广告的新的犯罪情况,那么,解决这一矛盾的很好办法就是设立专门罪名。 二、增设虚假广告     

虚假广告罪立法初探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广告业的迅速发展,虚假广告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也逐渐增多,且危害日益严重。如何发挥法律调控功能,规范广告市场,严惩虚假广告行为,已成当务之急。目前,我国刑法尚未规定虚假广告罪,本文拟对国外有关虚假广告的刑事立法作一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虚假广告罪的立法完善。     

虚假广告的认定及其治理

市场经济离不开广告,然而,虚假广告的大量出现,不但损害了消费者和同行竞争者的利益,而且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为了严厉打击虚假广告,维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完善立法和执法工作,加强惩处力度,发挥教育和监督的功能,坚持预防与治理双管齐下,从而有效遏制虚假广告.     

虚假广告致害与侵权行为致害的异同——兼论法律对信赖利益的保护

广告业的发展参差不齐,虚假广告尤为明显,由虚假广告致害的个体逐渐增多。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首先从虚假广告致害与侵权行为致害的不同入手分析,再分析虚假广告的严重性,然后提出虚假广告所侵犯的是消费者的信赖利益及信赖利益的保护。     

试论我国虚假广告的法律界定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虚假广告已泛滥成灾.然而,我国现行法对虚假广告的规范和界定过于简单,形式上虽然采取了综合调整的立法模式,但实质上并未形成统一的虚假广告法律评判体系.因此,为更好满足法律适用的需要,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采用学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整合,同时借鉴美国法律对虚假广告认定的一般做法,从而对我国虚假广告的一般界定与构成作出相对完整的表述.     

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

刑事政策对犯罪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日益重要,轻缓化发展是各国刑事政策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应沿着轻缓化和人道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对付犯罪的策略上,通过刑罚把犯罪遏止在不危及社会基本生存条件的范围和限度内,凭借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罪刑法定主义与不纯正不作为犯

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在理论上产生了与罪刑法定主义相抵触的问题,因而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此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日本学者日高义博的构成要件等价值判断标准为限制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有关立法应在刑法总则中增加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规定。同时,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行为的总的社会危害性大小,有选择地将某些常见的社会危害较大的行为以纯正不作为犯的形式在刑法分则中明文规定。     

罪名、罪种的合理数量及其立法反思

新刑法典罪名、罪种繁多的原因在于立法观念和立法技术的误区.确立判断罪名、罪种合理数量的标准以及确定罪种的原理,有利于确保罪名、罪种数量合理.     

社会融合与城市流动人口犯罪治理

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犯罪数量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当前流动人口犯罪呈现出犯罪主体低龄化与团伙化、犯罪类型多为财产型犯罪、犯罪活动流窜性、犯罪形式暴力性的特点。流动人口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诸多因素阻碍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要从根本上治理流动人口犯罪,必须通过调整社会治理措施,使流动人口能够真正融合到城市生活中。     

经济犯罪类型研究

经济犯罪是国内外刑法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和经济犯罪的现实,比较国外有关经济犯罪的理论和实践,在廓清经济犯罪概念和性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犯罪的类型问题。我国刑法学者提出的经济犯罪概念归为三类:宏现经济犯罪概念、中观经济犯罪概念和微观经济犯罪概念。德、日、英、美等国学者对经济犯罪类型也有自己的观点,经济犯罪的研究深度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值得学界关注。     

论我国受贿罪的刑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构成要件等问题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而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制度与之相比尚有一定的差别。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我们应建立相应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更加完善的贿赂犯罪罪名体系和构成要件,以便更为有力地打击贿赂犯罪。     

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完善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对结果加重犯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而我国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对结果加重犯进行研究,但只是把它作为罪数形态中的一种现象进行理论研究,而没有从立法完善上予以关注。正是因为我国刑法没有对该犯罪形态做出规定,所以导致在处理日常问题的时候出现较大的争议。因此,我们在研究德日刑法的时候,可以取其之长,补己之短,使我国结果加重犯的相关立法得到进一步完善。     

简论我国偷税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偷税犯罪的立法缺陷表现在 :处延界定不严密 ,尤其是实施数额与比例的双重标准 ,导致罪刑不相适应 ;对偷税犯罪的手段规定不科学 ;偷税罪的刑罚较逃税罪轻。应采用单一制计税额的定罪标准 ,同时提高逃税罪的起刑数额。     

我国贿赂犯罪罪名设置合理化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关于行贿、受贿犯罪的主体与对象特征规定较为混乱,影响了大众对这些犯罪的认知,笔者建议变更现有立法模式,将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分别予以整合形成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罪名整合后不仅简化现有罪名体系,便于公众认知与学习,而且也为今后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做了铺垫。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我国目前刑法关于受贿与行贿犯罪的立法规定进行整合和完善,形成关于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内容的具体设想。     

公司犯罪的内涵与外延研究

公司犯罪的概念在我国有一个发展过程,迄今未见统一。以同类客体为标准,将公司犯罪的内涵界定为"自然人或单位实施的违反公司管理法规,侵害国家公司管理制度的依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更能体现公司犯罪的本质特征。明白其内涵,确定其外延,有助于分析公司犯罪的特点,并为找出公司犯罪的原因和治理对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