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言论失范下《刑法》介入的向度与限度

针对信息网络中虚假言论引发的犯罪现象及其向现实社会蔓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与司法难题,"两高"通过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为运用刑罚手段规制网络中的虚假言论行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由于我国的传统《刑法》立足现实社会,现实中《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出台抽象性司法解释来应对网络言论失范行为及其新型犯罪样态时,应当以"维护网络秩序"与"适应网络特点"为向度,并恪守刑法的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限度。     

网络民族仇恨言论的法律治理

网络民族仇恨言论不仅违背了言论自由的真正价值，而且制造社会分裂，危害民族团结，引起社会骚乱。治理网络民族仇恨言论既是依宪治国的客观需要，也是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治理网络社会的必然要求。治理网络民族仇恨言论的重点是对发帖内容加以审核，完善打击网络民族仇恨言论的具体标准、程序，明确发布、传播网络民族仇恨言论的法律责任。     

论政治宪政主义与弱司法审查的关系

在一些特殊领域,特别是社会经济权利领域,弱司法审查可能会成为违宪审查实践的首选形式。本文讨论弱司法审查与政治宪政主义之间所存在的显著联系:弱司法审查允许法院将立法者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在法律制定过程中被忽视的宪法性难题上。如同罗莎琳德·迪克森所指出的那样,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宪法难题,有时是因为存在立法惯性或者执政联盟内部妥协的原因,有时则是因为法律在个案适用时出现了立法过程中未曾预想到的难题。依照阿隆·哈雷尔对于违宪审查的讨论,这些难题的存在证明了赋予个人提起违宪审查诉讼的权利是正当的。一旦法院(通过审判)识别出这些难题并通知立法者之后,后者就可以慎重地考虑是否要解决这些难题。政治宪政主义则为立法者如何行动提供可能的指引。本文将讨论政治宪政主义较之司法宪政主义更具吸引力的一些政治性条件。在梳理弱司法审查对于处理与第一代人权相关且更"现代"的问题(比如仇恨言论、性的直率表达)的效果之后,本文将预测这种司法审查模式对于处理第一代人权中的核心权利(比如煽动性言论)的效果。     

论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罪数形态的立法和理论对大陆刑法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我国大陆与台湾罪数形态立法和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刑法立法中应当规定罪数形态的处断原则,并应当将罪数理论简单化,同时提出了有关罪数的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必须有一个宏观的刑事政策视角。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司法定位变化与刑事应对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在立法之初保护的是公民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民主权利,但近年来该罪出现了被恐怖组织所利用,危及社会稳定,甚至引发严重暴力恐怖活动的趋势。本罪作为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罪名体系的基础性罪名,与涉及恐怖主义犯罪的煽动分裂国家罪,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等罪名在司法上相结合形成阶梯式罪名体系。由此,在立法上应当提升该罪的分则地位,加重法定刑,在司法上应树立对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危害后果的正确认识。     

建立合格医师“最低技能要求”的国家标准——医疗过失认定标准问题研究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医疗过失认定的标准。该标准在立法和司法上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在医疗过失认定标准上,适用合格医师"最低技能"标准;司法应当遵从立法,适用全国性统一标准;要坚持法律标准而不是医疗标准;对诊疗规范既要重视、依靠,又要进行司法审查。     

诉讼时效期间起算问题的实务和理论探析

我国民法在诉讼时效期间从何时起算问题上,是以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为起算点,而“知道或应当知道”在立法设计上不甚周详,在司法实践中面对情形各异、新类型案件迭出不穷的状况更加显得捉襟见肘。本文结合有关案例,指出我国司法实践中时效起算问题上存在的诸多困惑,在研究分析有关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各种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诉讼时效期间起算问题进行探讨研究。     

网络言论自由犯罪:行为失范与刑法规制

数字信息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为网络言论平等发展、表达方式多元、公众参与便捷等提供重要契机的同时,也为侵犯公民私有权利、左右司法裁判、引发网络犯罪埋下了隐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预测与评估网络言论无序风险,明确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犯罪主体地位、网络言论犯罪法益的特殊性与实际物理性损害的可罚性基准,填补当前刑法立法上存在的网络言论犯罪主体不明、裁量基准模糊等缺陷。在此基础上,厘清网络言论违法行为与网络犯罪行为在主体、客观方面以及主观方面的差异,形成全方位的规制网络言论自由犯罪的综合性治理策略,对公民知情权、言论自由等权利进行有效保护。     

谁动了我的书包——论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

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已作出了较完善的立法保护,而我国现行法律中对未成年人隐私权仅有笼统性、原则性的规定。对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立法规定,确有必要。立法上,应当依据未成年人的年龄作出不同档位的主体划分,并对"隐私"的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界定;在行为构成上要严格符合三要件立法设计;在司法运行上,要完善立法对诉前前置程序的法律确认,为司法能动性的提升提供确切有力的法律依据。     

论清代刑事案件裁判事实的获得路径——以巴县衙门司法档案为基础的分析

清代立法规定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应当以当事人及证人陈述为依据,而有罪事实的认定则还应有被告人对犯罪行为的承认及证据证明,司法理论更加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司法实践表明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与立法及司法理论大体一致,但这种一致性更可能是表面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