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安全风险及应对研究

网约车是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的产物,自诞生起就伴随着诸多安全问题。网约车的安全风险,主要表现在暴力犯罪多发,辱骂、恐吓、骚扰乘客等事件高发,交通事故频发,公民个人隐私泄露,与传统出租车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违法者利用网约车实施违法犯罪等。网约车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与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而网约车自身的一些设计缺陷以及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网约车行业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决定了仅依靠政府监管难以有效应对安全风险,应构建包括立法机关、政府、行业协会、网约车平台企业、公众在内的协同治理体系,共同保障公众乘坐网约车安全。     

乐山网约车发展现状及管理对策研究

作为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最具代表的新兴经济模式，网约车行业发展迅速，乐山网约车市场也快速发展：市场个体不断增多，市场满意度不断提升，用户规模不断扩大。面对网约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乐山市制定了关于网约车的管理办法，确保行业发展能更好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但是，当前乐山网约车管理面临网约车管理的专门法律法规欠缺、监管部门与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还未实现、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线上线下监管衔接难度较大、合法网约车驾驶员权益有待维护等难题。为促进乐山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对网约车平台的数据监管，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积极探索“互联网+”的有效执法，切实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加强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信用监管。     

网约车监管问题研究

网约车被认为是共享经济在交通领域内的新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交通运输部出台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其进行监管,而后各地纷纷出台了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对网约车运营进行管理。但新出台的网约车监管制度却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随着网约车的依法运行,逐渐暴露了网约车监管的上位法缺失问题、现行监管制度有违行政实体公正原则等问题。通过修改上位法使得网约车拥有其立法依据,同时修改现有管理规定使其合理性原则得到满足,加之倒逼传统出租车行业向网约车模式改革,才能使网约车这一新兴事物在法治的轨道上蓬勃发展,保障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安全,为城市交通出行市场注入新鲜活力。     

网络约车治安防控研究

网络约车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安全隐患。盈利方式的不同导致网络约车与普通出租车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竞争极易引发双方矛盾。与普通出租车的运营模式相比,网络约车受到的约束较少,准入门槛低,从而使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更难得到保障。规范网络约车,不仅要加强法制宣传,强化公众的安全意识,同时也要提高对网约车市场的监管水平,提高准入门槛,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平台,规范其运营市场。     

网约车地方规制细则成本收益分析——以北京市网约车规制细则为例

2016年12月,北京市公布了网约车规制地方细则,对驾驶员、车辆和网约车平台资质进行严格规定,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对此,本文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北京市网约车规制细则分析,认为北京市网约车规制立法成本过高,收益相对有限,即使按照非常保守的测算成本仍高于收益约三成,因此应当调整相关规制立法,探索符合网约车行业特点的规制模式。     

“因地制宜”与“殊途同归”:中国地方网约车政策多元化成因分析

面对网约车的兴起与扩张,中央政府提出了"发展与规范并重"的政策基调。然而,相继出台的地方网约车政策为何出现或宽松或严格的多元化现象?现有研究关于地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大多聚焦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较少关注互联网要素对于地方政策制定的影响,更少注重不同影响因素对地方政策的组合效应。聚焦于中国地方网约车政策的多元化现象,本文分析了地方网约车政策"因地制宜"的组合因素与地方政府"殊途同归"的政策动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本文系统比较了全国34个大中城市的网约车政策文本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央地政策时间差距、既有利益集团、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状况以及互联网交通发展水平等五大影响因素共同决定了地方网约车政策的多元化,这五大影响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竞争型""补充型""限制型"与"规范型"四种不同的地方网约车政策类型;而地方政府在网约车政策制定过程中都遵循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改善交通状况"的共同逻辑。本研究拓展了地方政策制定理论在网约车政策研究中的解释力,也为互联网时代地方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既得利益、多重动机与分享经济治理:中国城市网约车监管政策的实证研究

以网约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创新了商业模式、改善了用户服务体验并创造了新型就业,却受到政府部门的严苛监管。为什么各地政府会对新兴经济采取不同的态度并使用不同的政策?本文以网约车为例,使用中国近30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多源数据,实证分析了监管严格程度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出租车行业的既得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而对网约车的多重动机则塑造了地方政府的监管风格。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对分享经济的监管立场,并为推进分享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大城市网约车政策差异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网约车的发展一方面为乘客的交通出行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安全隐患。为了对网约车进行规制,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通过对全国18个大城市网约车政策的比较分析,得出各地网约车政策差异化显著,主要受到现有交通资源供需、城市拥堵程度、城市失业率、政府认知、相关利益群体强弱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提出网约车监管政策创新建议。     

论亚里士多德良法之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正当的立法主体,求善的法律价值,稳定的法律形态,法律维护的广泛.良法之治思想形成的基础:城邦民主制度的发展；个人与共同体价值取向的趋同,希腊神话的正义理念,自然哲学的理性基础.良法之治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重点要确保“良法”生成,同时应注重培养全社会的守法情感.     

我国网约车监管问题与对策

"互联网+私家车"能够提升出行效率,也会放大风险,对网约车如何形成完善的监管制度待研究。目前,中央层面已经颁布了《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也制定了实施细则。但网约车监管中,对网约车的牌照数量管制有违《行政许可法》对网约车进行价格管制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各地实施细则相对呆板。在汲取域外网约车规制的有益经验基础上,应当发挥多元化规制主体互动机制,实现由特殊许可模式过渡到一般许可模式,并拓展保险覆盖范畴和驾驶者权益保护范围。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