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罪立法视野下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微罪罪名的设立是积极刑法观之下刑法扩张和犯罪门槛下降的具体体现.微罪的设立符合社会对安全价值的需求,也是对我国刑法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微罪立法建立在前置法与刑法构成的"二元制裁体系"基础之上.在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司法中对微罪认定时需要正确把握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特征,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     

微罪立法之提倡

微罪是根据犯罪分层理论提出的区别于重罪、轻罪的犯罪类型。结合我国刑法结构与犯罪情势，将微罪界定为“可处拘役或拘役以下之刑的犯罪”较为适宜。微罪立法可限制行政权、预防犯罪、保护社会，提升我国犯罪治理司法化程度。未来应扩充微罪立法，优化立法技术，完善处遇措施；同时注重程序从简从快，加强出罪出刑，建立犯罪封存制度，通过各方并进、协同联动，提升微罪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水平。     

吸收关系之提倡——吸收犯存废考量

与外国刑法相较,我国刑法并未对各种罪数形态作出规定,因而罪数理论是对刑法规定的犯罪现象的某种理论概括。晚近以来,虽然从整体上看,罪数理论在体系上仍未脱离日本模式,但德国刑法理论中犯罪竞合的学说影响亦呈现渐次凌驾之势,基于此,本文在对吸收犯之存废问题加以检讨的基础上,提倡以吸收关系作为分析工具解释刑法问题。     

医疗事故罪若干问题探析

医疗事故罪是我国刑法新增加的内容.近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医疗事故罪的犯罪客体、犯罪主体及法定刑,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我国网络刑法实施效果的"破窗理论"分析及反思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网络刑法制度.然而,从我国目前网络犯罪的现状来看,其实施效果依然堪忧,网络提供黑客程序工具的行为有增无减,黑客犯罪产业链是换汤不换药,木马犯罪虽有所减少,可是依然盛行,修改浏览器首页劫持流量的黑色产业链逐渐成型,网络钓鱼的犯罪链条也异军突起.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破窗理论"来分析黑客犯罪,将这些理论分析应用到我国网络刑法实施的实践中去,则必然能够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为众多网民创造舒适的网络环境.     

醉酒驾驶的规范理解及情景预防——以犯罪学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有关醉驾的刑法规范主要体现了刑法保护法益前移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精神。面对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醉酒驾驶情况,运用刑法理论中的危险犯和法益侵害概念并不能有效达至减少风险的发生,确保交通安全的理想效果。超越规范层面的惩罚醉驾的政策性与风险防治因素,为犯罪学中的情境预防理论应用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提供了可寻的依据。从具体犯罪的预防出发思考减少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机会,应用情境预防理论控制醉驾的发生是一条可行路径。     

新刑法关于战时犯罪规定的不足及完善

新刑法关于战时犯罪的规定有四点不足 :战时的定义欠严谨、战时犯罪内容少、过于分散、没有将战争法的有关规定纳入刑法。因此 ,根据刑法的一般理论和我国的实际 ,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军事刑法 (主要是关于战时犯罪的规定 ) :完善战时的定义 ;将《军人违反职责罪》和《危害国防利益罪》合并为《危害军事利益罪》并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 ;将战时犯罪集中规定 ;将战争犯罪纳入刑法。     

轻罪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轻罪”系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随着轻微犯罪的案件数量及比例逐渐升高，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轻罪化”特征愈发明显。轻罪刑事政策实现了对传统重刑主义的扭转，罪刑设置从“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刑罚功能从以威慑警示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引导为主。轻罪刑事立法可以避免动辄适用重罪、弥补法律规范空白、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刑事立法举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3个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妨害安全驾驶罪避免了轻罪重判，危险作业罪具有积极预防的效果，高空抛物罪补充了民法救济的不足。未来轻罪刑事立法应考虑到危害行为的类型化，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引，总结和预见犯罪规律以建立类型；注重与刑法谦抑性的调和，严格把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预防刑法中“危险”的限度，只有达到“重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行为才能为预防刑法所规制。     

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刑法的扩张与破局

刑法规制范围的实质扩张才是犯罪化。预防刑法立法扩张并不意味着新法益的创设,而是通过刑法的早期介入实现对法益的前置化保护。预防刑法不是风险理论的特有产物,但是,风险理论在强调对风险的防控上与预防刑法具有一致性。刑法保障人权和维护安全的双重面向应并重,预防刑法正是刑法安全价值的体现。预防刑法自身存在的法治危机如象征性立法、情绪化立法、一罪二罚等风险值得警惕,但不应过度放大。预防刑法的立法扩张应向法益中心主义复归、且不能突破罪责原则。与此同时,在我国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二元违法体系的立法模式下,预防刑法的立法边界应充分考虑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及轻微犯罪分流、出罪机制的有效衔接。     

“高空抛物”犯罪化:立法正当性审视与规范体系性控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晚近以降,我国刑事立法、修改频繁,凸显积极刑法观,显现一般预防特征,其主要表现为犯罪化。"高空抛物"于第一次审议时纳入刑法规制圈,经过征求意见,第二次审议时对"高空抛物"入刑进行了部分修改,第三次审议时正式获得通过。日前立法已定,而对"高空抛物"犯罪化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仍须审慎审视。我们需秉持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性原则,恪守刑法保护的底线伦理之念,重视刑事立法的道德诉求,并经受立法正当性审视与刑法体系性控制的双重制约,审视刑事立法正当性问题。严格的法律道德主义可以成为高空抛物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高空抛物入刑具有合理性,保护了底线伦理与民众的安全。在教义学上循着体系性思考的路径,对高空抛物罪的犯罪构成与其他犯罪的比较进行辨析有助于本罪的廓清与认定。在立法正当性审视与规范体系性控制双重制约的追问下能够为本罪提供理论支撑,也为刑法的公众认同与信仰提供了一种可能。     

论违法性认识的出罪功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

风险社会下刑法的规制机能日益扩张,侵犯了个人法益保护的边界。有必要通过违法性认识出罪来缓解刑法规制和个体法益保护的紧张关系。基于理论服务于实践的导向,不同于学界对该理论在刑法体系中存在位置正当性的争论,本文将违法性认识的研究重点放在具体犯罪的出罪功能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探究违法性认识在该罪中出罪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以实现个体正义。帮信罪因刑事政策需要、定罪证明的不合理及犯罪主体的特点决定了该罪存在违法性认识出罪的可能。根据责任非难的观点,帮信罪中的支付结算类行为以违法性认识出罪也具有正当性。     

抽象危险犯认定路径检思与谦抑认定机制重构

作为刑法理论对风险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抽象危险犯在风险刑法观之下重焕理论活力.在运用抽象危险犯立法范式前置刑法触角、周延法益保护阈界的同时也应警惕其稀释法益概念、冲击罪责原则、泛化处罚范域的品格危险.面对《刑法修正案(九)》运用抽象危险犯立法范式增设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相关犯罪,应积极建构抽象危险犯的谦抑认定机制.二元认定体系立于实质违法性立场之上,通过建构正向缩限入罪路径与危险阙如出罪路径的双轨考察机制,矫正抽象危险犯扩张范域的品格危险,避免其沦为刑法过分打击的工具.     

醉驾行为的规范理解和情景预防——从犯罪学视角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有关醉驾的刑法规范主要体现了刑法保护法益前移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精神。面对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醉酒驾驶的情况,运用刑法理论中的危险犯和法益侵害概念并不能有效达至减少风险的发生,确保交通安全的理想效果。超越规范层面的惩罚醉驾的政策性与风险防治因素,为犯罪学中的情境预防理论应用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应用提供了可寻的依据。从具体犯罪的预防出发思考减少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机会,应用情境预防理论控制醉驾的发生是可行的一条新路径。     

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容留他人吸毒作为我国刑法中为数不多的容留类犯罪,在我国对吸毒行为非犯罪化的前提下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在适用过程中容留行为的性质及构罪条件情节要求.通过<刑法>和<禁毒法>的时比,以法益侵害理论、吸毒行为自伤理论为出发点,结合帮助性中立性行为说,可以进一步完善容留他人吸毒罪.     

法益保护不断前置、总体趋严的刑事立法——历次刑法修正案背后的刑事政策解读

从1999年《刑法修正案》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仅仅12年时间，我国刑法就新增了34个罪名。在入罪方面，犯罪门槛不断降低，危险犯立法模式不断增多；量刑方面，尽管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但刑罚总体趋严。这些罪刑变化的背后不仅表现出我国刑法对安全刑法理论的回应，更表明我国刑法对积极一般预防学说的采纳，刑事违法性实质从结果无价值向行为无价值的转变。     

从犯罪未遂角度分析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

"构成要件说"以是否全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应作为构成要件的修正形式来对待,犯罪既遂是齐备《刑法》条文对某种犯罪所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犯罪未遂仍然属于犯罪,其构成犯罪是由于符合了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刑法》分则规定了既遂犯罪的刑罚标准,未遂犯罪是符合了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才按照总则的刑罚标准处罚。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助于正确把握未完成罪及共犯的犯罪构成区别于《刑法》对单独的实行犯所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的特点。     

浅析绑架罪的目的及认定

就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而言,绑架的行为可以成为许多犯罪的手段。我国《刑法》中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抢劫罪和非法拘禁罪等罪都可以采取这种手段。然而《刑法》将绑架规定为独立罪名,主要在于其犯罪目的不同于其他犯罪的,即以"勒索财物"或"获取其他不法利益"为目的。[1]这样,绑架罪的目的就成为区分绑架罪之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标准之一。正确理解绑架罪的目的,对于绑架罪的认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若干问题研究

自从1979年刑法出台以来,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一直就是刑法理论研究的一大盲点。然而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进,对本罪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变得日愈重要。本文笔者拟从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三个要件出发对此作一分析研究。     

加重基础问题研究

加重犯是在基本刑以外由刑法规定更重的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它由加重基础和加重因素两部分构成.现行刑法理论对加重基础类型的认识过于狭隘.加重基础除基本罪以外,还应当包括加重犯和非犯罪的事实状态.     

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罪数形态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罪数形态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在法定的数罪并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渗入国家机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恐怖组织犯罪融为一体等几种复杂情况下的罪数形态,应当深入探讨,以更好地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