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理性回归——以立案公开制度为切入点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但目前我国被害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实现在侦查阶段尚存在诸多问题.北京市公安局试行的立案公开制度,有助于被害人知情权、发表意见权、隐私权、监督权等诉讼权利的实现,有助于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理性回归.     

刑事诉讼律师代理之探讨

刑事诉讼律师代理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 ,其理论基础有 :尊重被害人的尊严和主体性地位以及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前者是首要的 ,因为不确认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就不可能全面充分地对其权利进行保护。刑事诉讼代理律师是否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应当区别界定 ,公诉案件的代理律师有独立诉讼地位 ,自诉案件的代理律师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但有相对的自主性。刑事诉讼代理律师的诉讼权利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律师固有的权利 ;二是来自于委托人的权利 ,即代理权。前一种权利与委托人是否授权无关     

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H省Z市两级法院司法适用现状为样本

当前,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但对被害人参与该制度权益的关注和保障却明显遭到忽视。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被害人普遍参与不足、参与方式规定不明、诉讼权利无法保障等问题。这极易导致司法机关权力滥用,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置初衷和适用效果。基于此,在正视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困境的同时,需要让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重新回归,赋予被害人明确、具体的诉讼权利,区分案件类型分别规定被害人的参与方式及路径,规定被害人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并对被害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     

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H省Z市两级法院司法适用现状为样本张素敏

当前,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但对被害人参与该制度权益的关注和保障却明显遭到忽视。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被害人普遍参与不足、参与方式规定不明、诉讼权利无法保障等问题。这极易导致司法机关权力滥用,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置初衷和适用效果。基于此,在正视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困境的同时,需要让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重新回归,赋予被害人明确、具体的诉讼权利,区分案件类型分别规定被害人的参与方式及路径,规定被害人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并对被害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     

再论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

被害人享有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不仅是公民宪法权利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而且符合法理和诉讼平等的要求 ;它不会影响逮捕功能的正常发挥 ,也不会影响控辩平衡 ;相反 ,被害人享有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是其诉讼主体地位的体现 ,也是侦查阶段加强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必然要求。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不同的法律体系,诉讼模式,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亦不同,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国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并规定许多新的诉讼权利,但事实上,被害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笔者借鉴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被害人的制度规定,在我国现行法律的基础上,从被害人的参与性程序权利,被害人的补救及预防性程序权利、被害人的保障性权利角度,提出全面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制度设想。     

从刑事诉讼角度谈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也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化、公正化的价值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并赋予了一定的诉讼权利,从而确立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尚有欠缺。应根据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实际现状,建立与完善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机制和法律。     

论被害人权利及其对侦查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领域内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其意义在于: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是人权保障的必要内容;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是诉讼公正的基本要求;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是惩罚犯罪的重要条件。我国对被害人权利和诉讼地位的法律规定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也存在一些缺陷。被害人权利对侦查的影响表现在对侦查权启动的影响、对侦查程序诉讼性质的影响,以及对侦查方式的影响等。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随着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备受各方关注,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也应当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并缺乏保障。应从立法上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建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机制,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依据——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基于制度的功能定位,不具有主体参与地位的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保障存在制度性难题,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的权利是解决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出路所在。赋予被害人该权利是否具有法理依据值得探讨,这关乎被害人权利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被害人诉权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前提,权力制约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必要性的理论依据,被害人人权保障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思想基础,纠纷解决诉讼目的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导引,刑罚个别化思想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实体法理论依据。     

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

刑事诉讼模式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手段。在刑事诉讼目的的指导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的诉讼模式。由于律师辩护还不普遍,证人出庭较为少见,刑事审判对诉讼卷宗的严重依赖,我国无法普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起诉状一本主义,实行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应当充分注意这些因素,在增强诉讼的对抗性的同时,应当强化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因素。     

宽严相济视角下的刑事程序选择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于区别对待,在刑事诉讼中体现为刑事程序选择权,即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当事人有对重大的程序与程序性事项进行选择适用的权利。刑事程序选择权依行使的主体,可分为国家当事人选择权和诉讼当事人选择权;依内容可分为时程序性事项的选择适用权和对具体程序的选择启动权。检察机关运用刑事程序选择权,应当注重"以简应宽"的原则,推动宽严相济政策目标的实现;诉讼当事人运用刑事程序选择权可以最大程度地限制公权力在宽严适用方面的恣意。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权的配置

刑事诉讼目的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正义理念的弘扬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产生了很大影响;应当用诉讼主体理念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按照"诉"的规律审视检警关系和检法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实现者是检察机关,该政策为我们探讨多元化地解决诉讼纠纷提供了基础和支撑;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国家追诉权的谦抑和适度;检察权的配置主要在于职务犯罪侦查权、批捕权和诉讼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刑事诉权导论

刑事诉权理论是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基础。其内涵表现为它是向国家审判机关请求的权利,是宪法性基本权利,是程序涵义和实体涵义的统一。其外延在程序上表现为公诉机关的公诉权、刑事自诉人的自诉权和被告人的应诉权,在实体上表现为控辩双方的期待胜诉权。其本质特征表现为它是由宪法保障、国民平等享有的权利,对审判权具有制约性,自身具有程序性。刑事诉权理论为当事人主义审判机制的存在和发展及侦查权的刑事诉权属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权利的合理配置、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及一些新型刑事诉讼制度和原则的引进和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被害人上诉权的价值与保障

上诉权作为被害人的救济性人权,具有公正、秩序、效益及科学民主价值,是被害人所有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但是,必须完善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才能保障被害人上诉权实现。     

被害人报警意愿的诉讼法视角分析

刑事被害人学已成为刑事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对被害人报警意愿的研究却是相当匮乏。以刑事诉讼法具体的程序操作层面为分析路径．解读被害人不愿报警的深层法律原因，建立检察机关的起诉政策间接影响警察机关记录活动与被害人报警意愿的双重模式。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合理界定

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国际上刑事司法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把被害人规定为诉讼当事人,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角度分析,这种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到当事人高度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在司法实践中也名不副实。被害人的刑事诉讼中的科学定位应当是特殊的诉讼参与人,根据特殊的诉讼参与人的定位,被害人应当享有一定范围的程序启动权和广泛的程序参与权。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错案预防中的作用

有罪推定是诸多冤错案件产生的思想根源.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西方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但还存在不少差距.无罪推定原则实际上确立了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由此,追诉方不得不承担举证责任,而被追诉方却享有一系列防御权利.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约束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使,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达到预防、减少错案的目的.     

从被害人角度看辩诉交易

利益衡平、对犯罪重在预防、公正与效率相协调、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是构建辩诉交易应有的理念。被害人应作为辩诉交易的主体享有广泛的辩诉交易权。国外辩诉交易存在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中国引入辩诉交易应强化被害人作为辩诉交易主体的地位,扩充其辩诉交易权。有被害人的案件,非经被害人同意辩诉交易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