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反思艾希曼审判——读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阿伦特以“恶的平庸性”来刻画艾希曼及他所代表的极权主义恶行，认为艾希曼作恶是出于“无思”。这一论断不仅与耶路撒冷法庭控辩双方发生冲突，而且与传统对恶的理解发生抵牾，引起了巨大争议。通过对“恶的平庸性”及相关争议的澄清，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阿伦特的本意。     

极权主义何以是一种伦理的“恶”——与齐泽克一起聆听“极权主义的笑声”

齐泽克对"种族屠杀"和"假审判"的分析表明,极权主义的"伦理之恶"总是披戴着不容争辩的"道德命令"。从拉康后精神分析的微言大义看,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不可能性的实在界"隐蔽着的意识形态缝合点上的悖论,即伦理的"不道德"。齐泽克-拉康的"第四种伦理"预设了一种"驱动力的伦理"和一种"后革命"的妥协立场,它并不提供斩杀极权主义"巨龙"的"屠龙刀",其孜孜以求的"极权主义笑声"更类似于一种"翻墙术":既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避开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陷阱,那么,至为重要的乃是,通过保持欲望的鲜活和永不放弃的对他者欲望的抵抗,翻过极权主义的"围墙"。     

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一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国现代化题中的应有之义。什么是现代化？这是一个看似明了，但往往被一些人作简单化、片面化理解的概念。比如把现代化理解为就是工业化，就是经济的发展繁荣和技术进步；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将现代化作这样的理解不失其合理之处，因为，这种认识强调了工业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使现代化的实现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有了可衡量的划分标准。 但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如果把现代化单纯地理解为就是工业化、而无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或相应的政…     

对建国以来歌词中的北京想象的考察

建国以来关于北京的歌曲中的歌词，产生于不同时代的历史语境，体现了对北京的想象与书写的变迁。北京形象在这些歌词里经历了从红色圣地到文化故都、现代都市、凡俗之城的变化，在单一的政治意义外有了更丰富的文化意义；在宏大的国家叙事外，有了私人叙事的巨大空间。在北京想象的变化和差异中，北京的形象和魅力得到丰富的呈现。歌词中的北京想象既是北京历史变迁的见证，也参与了北京文化的建构。     

从对神的塑造看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比较

神话是原始的哲学和宇宙观,是各民族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探索、理解和幻想的结晶,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过程,它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是每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源泉。由于各民族所处自然地理位置不同、民族启蒙和发展的时间不同、受外民族的影响不同,造成了各民族性情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因此,神话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区域性,不同的文明或者民族都有     

波普尔的"第三世界"理论与柏拉图的理念论之异同

我们知道，波普尔（Popper）在他的政治哲学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中着重对三个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了批判，因此，这就很容易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波普尔是“对柏拉图和黑格尔持反对态度的”。不可否认，波普尔确实在此书中对柏拉图（Plato）作了批判，然而其出发点仅仅是为了寻找极权主义（他归结为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根源。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波普尔是对柏拉图理论的彻底反动（counteract），因为波普尔在他的科学哲学领域内提出的“第三世界”（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     

自然与历史——论马克思的实践自然观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自然和历史是实践的相互统一。马克思正是从实践理解自然和历史的关系，才真正解决了自然和历史的统一，实现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职务犯罪中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职务犯罪中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普遍存在。而刑法对此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司法解释也不尽合理。刑法学界存在的不同学说也带来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基于对共同犯罪本质的理解，结合部分犯罪共同说和想象竞合犯理论，这种情况宜解释为共同犯罪的想象竞合犯，根据“从一重罪处”原则定贪污罪。     

论《裸者与死者》的人性关怀及展现的内外交织冲突

《裸者与死者》以二战作为背景，深刻地描述了现代社会和历史的主题。通过对战争中各色人物的描写，折射了美国社会的具体状态，反映了美国社会中的各种紧张关系，个人精神的混乱，以卡明斯将军和克劳夫特为代表的政治、军事权力的一方与以赫思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一方在战争的对立、矛盾，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民主下，人的主体性被极权主义逐步消解，与当时美国存在主义的思想比较吻合。《裸者与死者》中内外交织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权利与个人自由的冲突、个人自身思想的理想和兽性对立冲突。     

知识、理性与自由：哈耶克和波普尔对极权主义批判的逻辑比较

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是二战后涌现的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二者主要的研究领域不同，但在政治哲学上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就此而言，二者的思想是一致的，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并且，二者论证的逻辑和进路也非常相似。本文主要尝试对波普尔和哈耶克的论证逻辑梳理成线，并对各个关节点进行比较，以期分析其中的一些雷同之处，并从中洞悉二者的思想。     

从马克思的视角解读“历史”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历史”概念的解读

文章阐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的概念，从理解“历史”概念的前提条件出发，强调物质生活、人类满足自身需要时所引起的新的需要和社会关系这三者是我们理解“历史”概念的三个方面；马克思的历史观始终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我们也应该从历史与现实个人的关系方面来理解“历史”；最后，随着世界生产和交往的扩大，“历史”并不是停滞不前，不向外扩展的，历史会向全世界历史进行转变。     

历史与想象——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历史

从马可·波罗到伏尔泰,从黑格尔到费正清,从列文森到柯文,中国历史的图像在西方的想象中,随着其自身历史和中西交往的进程几经反复和变迁,价值评价也屡历颠覆。尽管如此,作为文化的异邦,中国历史对西方的吸引力始终如一。但对于这种富于想象成分的中国历史虚构“游戏”,西方也乐此不疲。这其中既脉动着对最终真相和合理解释的孜孜以求,更讲述着在广阔未知领域展开想象冒险的一次次奇妙航程。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文学本研究为着眼点，在历时态（历史）、共时态（现实社会）和想象（心灵）的立体坐标系中寻绎构成历史、现实和诗意想象各要素间的结构性关联、流通及其相互塑造生成的机理，指出文学文本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要素之一，参与着历史、社会和诗的运作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得以生成、撑开和保持，它既是社会、历史、文化实践的成果，又是社会历史文化实践的动因之一。“语境”和“结构”分别是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的核心范畴。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逻辑前提。但无疑新批评的语义学、结构主义及其…     

新时期对领导者素质的再认识

人类社会历史即将进入２１世纪，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对领导者素质进行全新的审视和界定，重新认识和理解，具备什么样素质的领导者才能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想象竞合犯的要件特征分析

犯罪竞合论是刑法学理论与实务上的一个难题,而想象竞合犯因其自身的独特结构引起很大的争议.正确分析想象竞合犯的要件特征,不仅可以加深对犯罪竞合论的理解,还可以对刑法中的罪数基本理论有更深刻的认识.研究想象竞合犯的要件特征,对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准确定罪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发展的多元选择观

基于对当前文化的多元理解，赫勒呼吁建立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历史发展选择理论，提出自由是历史研究的最高价值观，强调多种多样的价值追求，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基本的历史选择。     

情往似赠 兴来如答——谈柯勒律治的想象理论

想象理论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整个诗论的核心。在吸收康德和黑格尔主体理论的基础上，柯勒律治提出了第一性和第二性想象，认为想象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是理性思维的一个象征符号。主体与其体验过程是跟自然进行互动的方式，而想象则是将主客体的有机结合的媒介。     

论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历史”范畴——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

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指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所谓“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是一个历经争论并持续至今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用何种称谓来称呼马克思哲学就意味着对其本质做出的相应理解，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否以及何以可能的关键，也就在于对其核心范畴——“历史”的理解。这一争论只有在真正厘清马克思语境中的“历史”范畴之后，才能加以解答。     

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到“效果历史”，就是提醒我们要在理解本身中摆脱偏见，显示对象的历史实在性；历史分析法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之一，强调要结合对象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处历史背景具体地分析对象，任何以偏概全、任何盲目抬高都不是正确认识对象的态度。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要具体地、历史地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思想。     

不可承受之重:民国法典编纂时刻的习惯调查

民国时期由官方主导的大规模民事习惯调查,曾先后启动两次。从历史经验来看,创设优良法典实乃民事习惯调查不可承受之重。就时间而论,民国时期启动的两次民事习惯调查,均伴有法典编纂活动,但两次民事习惯调查都未对民法典编纂产生有效知识影响。这与后世学人的历史想象略有偏差。究其缘由,概因既有限于历史情境的固有难题,又有超越特定时空的一般困境。具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习惯调查资料的立法转化,存在客观环境与技术提炼的双重障碍;其二,民国时期以法律改造社会的法律观,限制了民法典对固有习惯的吸纳;其三,普遍主义历史观压制历史主义思考,传统习惯难以获得同情理解。在现代性理念主导之下,作为立法素材获取方式的习惯调查,终究难以承受优良立法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