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理解与适用

常见的协助抓捕行为有当场指认、实际带捉、提供线索和按要求联络等,协助抓捕的对象是其他犯罪嫌疑人,应视具体情况决定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否包括同案犯。犯罪分子因交代同案犯个人信息而使得司法机关得以成功抓捕同案犯时,是否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应考察个人信息是否在犯罪过程中使用,如果已使用就不应认定,反之则可以。而当犯罪分子交代非同案犯的个人信息时,只要这种个人信息不为司法机关所掌握就应认定为立功。     

自首和立功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认定自首和立功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问题,由于案件情况各异,判断自首和立功的成立条件时须结合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结合具体案例,针对形迹可疑的认定、辩解与翻供的界定、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的认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认定等争议较大的问题逐一进行了研究。     

共犯自首与立功疑难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对自首有明文规定,但是共犯自首有其特殊性。研究共犯供述自己罪行的范围、共犯自首与揭发或者协助抓捕同案犯构成立功的区别问题,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此类疑难问题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带领侦查机关抓获同案犯的立功认定问题探讨

立功制度的本质是“功利”的。受“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引，成立立功必须有犯罪嫌疑人的立功的行为以及立功的结果，即实效性。对于侦查过程中非因侦查机关重大过失而导致的难以侦破案件或抓捕未果等风险，后果应当由犯罪嫌疑人本人承担。然而，立功制度又不是完全“功利”的。立功作为刑罚的一种量刑制度，应当受到以公正为价值追求的罪刑均衡原则的约束。“犯罪分子带领侦查机关抓捕同案犯”构成立功，应当同时满足五个特性：主体性、时间性、必要性、实效性和即时性。     

关于揭发检举或协助缉捕同案犯是否算立功的几点意见

近几年来,随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斗争的深入开展,全国各地有不少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或揭发检举、协助缉捕同案犯。为此,198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出《印发〈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处理自首和立功的基本政策法律界限,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于犯罪分子揭发检举或协助缉捕同案犯的行为,能否认为是立功,难以     

论揭发型立功与供述相关联的他人犯罪行为性质的界定

《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立功的构成条件和从宽处罚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亦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然而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对立功的认定问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司法机关对于同一立功行为作出不同的认定。然而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将哪些属于揭发型立功加以确认。     

转化型抢劫中“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的审查认定

被告人实施轻微暴力对被害人造成轻伤以下伤害后果时,其行为是否属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应是“暴力强度大小”的衡量因素,进而决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使用暴力”而构成转化型抢劫,因此办案过程中应对被告人“摆脱”行为的细节性证据重点审查,“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具有被动性、克制性和对等性三个特征,应结合被告人“摆脱”行为具体的表现形式进行综合认定。     

立功时间要件探析

正确认识立功的成立条件，是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立功，从而对有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准确量刑的前提。关于立功成立的时间要件，起始时间应为“犯罪分子犯罪之日起”，而截止时间可以限定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自诉人提起诉讼之日前”，犯罪分子在审判阶段的立功行为，应作为行刑制度中的立功予以处理。     

走出理论迷离与实践疑惑:检举揭发型立功的实践认定思考

立功乃我国特有的刑罚裁量制度,自该制度适用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制度的正当性根基、立功成立条件,以及立功动机的正当性争议颇多,特别是对检举揭发型立功的实践认定更是陷入适用乱局。要化解检举揭发型立功认定所涉及的理论迷思与实践困局,需从探究立功制度的正当性根基着手,明晰立功制度的规制目的与制度本质,厘清立法规制预期与实然实效之间的差异;而后以既有的法律规范为解释基础,对立功主体与立功线索的互动型关系作合理圈定,最后对立功动机的正当性与立功认定之间的实践关系予以阐释。     

走出理论迷离与实践疑惑:检举揭发型立功的实践认定思考

立功乃我国特有的刑罚裁量制度,自该制度适用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制度的正当性根基、立功成立条件,以及立功动机的正当性争议颇多,特别是对检举揭发型立功的实践认定更是陷入适用乱局。要化解检举揭发型立功认定所涉及的理论迷思与实践困局,需从探究立功制度的正当性根基着手,明晰立功制度的规制目的与制度本质,厘清立法规制预期与实然实效之间的差异;而后以既有的法律规范为解释基础,对立功主体与立功线索的互动型关系作合理圈定,最后对立功动机的正当性与立功认定之间的实践关系予以阐释。     

立功制度的法律适用

对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立功问题的理解,对"查证属实"案件能否认定为立功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亲属代为检举、揭发的行为进行探讨,旨在诠释立法的相关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揭发关联性犯罪的立功认定

立功认定的实质标准,在于行为人所揭发的他人罪行是否超出了其自身所犯之罪的构成要件事实的范围。就揭发关联性犯罪的立功而言,在任意共犯中可基本排除认定,但在片面共犯以及毒品犯罪中仍有认定的可能;在必要共犯中,除了不处罚一方的对向犯(或者聚合犯)根本无认定立功的必要外,其它情况下也基本排除了认定的可能;至于连累犯,则基本上应当认定。     

浅议我国立功制度的异化现象及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的立功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对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预防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法律规定比较抽象,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立功”的异化现象——“买功”行为.针对“买功”行为的立功认定,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和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有肯定说、否定说以及折衷说等观点,司法机关应当坚持以肯定说为原则,在此基础上对个别“买功”行为加以排除.现行立功制度的完善应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加强立功认定的程序公正.     

浅谈形迹可疑型自首的司法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条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的,视为投案自首。这就是所谓的"形迹可疑型自首"。司法实践中,各地对形迹可疑的范围缺乏统一的标准认定,从而导致了对形迹可疑型自首认定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甚者为有些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笔者以平常工作中接触的实案为例,就实践中怎样认定形迹可疑型自首仅作初步探讨。     

立功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完善

立功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认定功利性强、认定实体争议大、认定程序混乱和对立功行为评价过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由于对立功制度本质争议大、执法理念偏差、法律规定和工作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决定的;基于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对立功制度进行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中抓捕行贿人常见问题及处置措施

检察机关在侦查贿赂犯罪过程中，为侦查取证或深挖案件线索，经常需要抓捕行贿人。但是行贿人的业务活动范围广，具有较大的流动性，难以控制和抓捕。此外，检察机关抓补行贿人也面临着基础信息薄弱、司法协助不畅、抓捕力量不足、行贿人抗拒抓捕、安全等突出问题。行贿人抓捕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就当前而言，应以检察机关自行组织力量进行抓捕为主，加强基础工作建设，同时结合具体情况，委托行贿人所在的执法机关协助进行抓捕。     

论贩卖毒品罪认定的三个争议问题——以真实案例为研究素材

贩卖毒品严重威胁和危害了公众健康,是毒品犯罪中最为严重的一种犯罪。贩卖毒品罪是一种抽象危险犯,其侵犯的法益是公众的健康,因此必须根据贩卖毒品罪所侵害的法益来对"贩卖"进行实质性的解释。在吸毒人员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上,应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2000年《南宁会议纪要》、2008年《大连会议纪要》以及2015年《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进行判断和计算。"毒贩子"协助警察诱惑其他毒品犯罪分子出卖毒品,并在控制交付下抓获其他"毒贩子"的,应该认定为立功,但如果其立功线索系其家属通过不当手段所提供的,则不能认定为立功。     

抗拒抓捕还是逆防卫——从齐某抢劫案说开去

本文以齐某抢劫案为切入点，对于实施盗窃时以暴力抗拒抓捕而转化为抢劫罪这一规定进行反思。认为抗拒抓捕中的“抓捕”之暴力必须以制服犯罪嫌疑人为限度，如果是为了过度伤害犯罪嫌疑人的“抓捕”，犯罪嫌疑人可以进行反抗。进而对逆防卫行为的刑法正当性进行深入分析，用法律的利益平稳原理来确立逆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并提出逆防卫制度设立的可行性，最后，用逆防卫理论来分析齐某抢劫案的定性。     

立功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立功是我国刑法中特有的一项从宽处理的制度,贯穿于犯罪分子到案后至服刑期满的整个期间。立功能否成立,应依据主体、主观方面、客观表现、法律效果等来认定。     

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犯之交叉问题辨正——以“中间感情投资型”贿赂犯罪为中心

"中间感情投资型"贿赂犯罪的特点,既表现为行贿人"所行之贿"与"所谋之利"之间的非单一、非即时对应性,也表现为行贿人以此作为拉近其与受贿人关系的先期感情投资的性质。此种情形贿赂之"行"与"受"之间的"时空阻隔性",及其存续于概括性、持续性(主动或被动)行贿过程之中的犯罪特质,一方面,表现出了其与"单纯收受财物行为"之间的不同;另一方面,其也引发了对于此种情形之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贯彻和犯罪因果关系认定,以及受贿者是成立普通受贿罪正犯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犯的质疑与争议。对其的认定,可以通过贿赂犯罪认定理论的重新阐释和"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专门刑事立法,为其提供法理支撑和规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