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国际比较与借鉴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在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有不同的模式。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在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和权限基础上,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宪法和法律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法律实证研究

在宪法意义上，我国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处理，采取的是立法化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模式，在实在法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也都有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原则和具体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数量规模庞大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个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权制度，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的缺位，以及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在一些领域享有实质性界定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定权力，则加剧了立法化分权模式在实践中异化为行政化分权模式的危机，严重制约着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的行使。为此，应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分权制度，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解释体制，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妥善处理分权规则的明确性与模糊性之关系，化解立法化分权模式异化的危机。     

论我国立法权限划分

立法权限划分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制体系的统一、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处理以及法治建设的成败。目前我国立法冲突、立法矛盾的不断升级暴露出我国立法权限划分存在的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在坚持立法权限划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探寻符合我国国情的划分方式,并且在实际中不断加以完善立法权限划分。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配置新论——基于警察事务立法之考察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合理配置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在法规范层面缺乏权限配置规则,存在"权限同构"的现象,影响了立法功能的有效发挥与法律规范的实践成效。由此,以警察事务立法为例,就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配置的原则与标准进行探讨,并就完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配置的模式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     

法国中央与地方事权配置模式及其启示

法国中央与地方事权配置是通过法制化途径,在遵循从属原则、权限整体转移等原则基础上,首先对各级政府功能进行定位,之后进行具体权限的明确划分,并伴随以相应财权的转让。作为传统中央集权单一制国家通过地方分权改革而重新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的代表,法国式事权配置模式对于其他单一制国家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一直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始于1982年的法国地方分权改革在扩大地方自治权限、增进地方民主的同时,也给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即法国政府如何解决中央权力撤出后对地方事务缺乏监督和制约的问题。为此,法国政府改革了监督手段,完善了监督机制,通过宪法委员会的监督、立法监督、行政监督以及司法监督,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分权后对地方自治团体监督缺位的问题。对照法国的经验,我国在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应该发挥法制在对地方监督中的作用,努力实现监督法制化,建立独立和权威的监督机关,强化对地方的财政监督和加强司法监督,以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     

民族经济与凝聚力：我国经济运作的重心选择——以前苏联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为镜鉴

苏联长期高度集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中央权限过大，地方权限过小，严重损害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削弱了联盟凝聚力。苏联中后期的经济改革赋予地方较大权限，却损害了中央权威，同样消弱了联盟凝聚力。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与苏联有相似之处，分析苏联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苏联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为镜鉴，对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改革试验区与经济特区的比较及启示

国家改革试验区是继经济特区之后的一种新生事物,在设立、权限、运行、评估等方面不同于经济特区,国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注重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特征彰显。比较两者的不同对国家改革试验区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探索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具有实践价值。     

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

《立法法》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开拓精神和现实意义。但它的规定存在局限性,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央和地方立法工作中出现的混乱和无序等现象。对于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应当以其制约因素为切入点,进而分析目前立法规定和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厘清我国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思路和方法,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     

突发事件呼唤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近些年来我国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不严格执法,而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的根源在于行政执法体制本身,目前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划分不明,在实际上中央的法律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来执行,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中央的法律和政策在执行上大打折扣,从而产生了当今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减少突发事件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尽快厘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法律上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明确中央在一些重大事项上的专属执法权,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判断:一项研究综述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已成为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家能力的维持与发展.本文把当前理论界有关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基本判断归纳为"中央主导型"、"地方主导型"和"中央地方混合型"三种观点,并对每一种观点进行了系统的评述.本文最后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了总结和讨论.     

法治财政：遏制腐败的利剑

我国的财政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但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存在着不少弊端,使腐败行为有条件得逞。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课题: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法治财政。社会主义法治财政的本质,是依法治理财政,把"依法治国"的原则贯彻于财政活动的全过程。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必须强化预算的宪法意识;明确规定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界限;使全部财政活动公开、透明,并且随时接受社会监督等等。     

违宪审查司法化的中国式改造

违宪审查制度具有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公民人权、制约国家权力和化解权力冲突的基本功能。但是,我国现行违宪审查制度在审查的主体、范围、程序等方面却存在着诸多缺陷,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已不能适应我国法治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主流的违宪审查制度分为三种模式,各有优点和不足,而违宪审查机关的专门化、司法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应采取在全国人大下设立宪法仲裁委员会专司违宪审查的模式、方案。     

环境保护:21世纪政府的主要职能

20世纪后半叶以来 ,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将政府推到了环保前台。政府因其特有的权力可以行使环保职能 ,但政府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在中国政府存在着种种环保失灵现象。关键在于政府应具有环保使命感 ,真正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民的利益。政府从宏观上坚持可持续发展方向 ,在微观上发挥被修补了的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机制 ,才能有效行使环保职能。     

三权分立学说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传播——以梁启超为核心进行考察

三权分立学说作为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理论基石,也在译介西方学术的高潮中被介绍到近代中国来。目前学术界对于此问题研究涉猎甚少。本文拟重点以梁启超为核心对该问题进行考察,探讨其对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介绍、评介及其在近代政法制度理论建构中的运用情况。本文认为,梁启超吸收三权分立学说中之权力制衡的思想精髓而扬弃其不适合国情的理论架构方式,对当代制度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之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区域政策互动研究

研究考察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地方政府逐底竞争。本文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本质是中央政府根据人民利益设置的多任务晋升锦标赛,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选择政策、指标开展竞争,政策与指标关系多元避免全局性逐底竞争。实证部分分别采用对称互动模型和非对称互动模型考察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省际互动。结果显示,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省际互动显著,但未出现竞相降低企业缴费率的情况,党的十八大后省际互动减弱。该结果表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治理地方政府逐底竞争有效,提供了协调央地关系的中国方案。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秩序——反思立宪主义的一个视角

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在宪法与宪政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宪法秩序,它是宪法秩序的核心内容之一.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片面化强调了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忽略政府权力对公民权利的积极能动性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把握,进而难以形成一种理想的宪法秩序,现代宪法规范应注重二者双向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宪法秩序,并通过构建具体制度加以保障.     

中国检察权及其权力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权产生于上世纪中叶,是社会主义制度一项重要的宪政成果.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和中国传统的检察制度,共同成为了中国检察制度的经验材料和制度参照.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一府两院"制政权结构模式下,法律监督权是中国检察权的基本属性和制度特征.检察权的配置应当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在宏观方面,以监督行政行为和法院审判为基本理念,强调逻辑理性和制度理性;在微观方面,以监督诉讼为主要内容,关注监督的现实需要和操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