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再定位的实现途径

一、正确定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 中央与地方职能权限的划分应该坚持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原则.事权的正确划分是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前提,应该以宪法形式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     

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国际比较与借鉴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在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有不同的模式。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在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和权限基础上,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宪法和法律规定。     

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再定位的实现途径

一、正确定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中央与地方职能权限的划分应该坚持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原则。事权的正确划分是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前提,应该以宪法形式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各级政府的权力和权限应该来源于成文宪法,而不应该是执政党或政府一时的政策,更不应该是领导者个人的意志。我国长期以来出现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现象,归根到底还在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没有实现法制化。应该通过立法,明确划分中央独…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配置新论——基于警察事务立法之考察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合理配置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在法规范层面缺乏权限配置规则,存在"权限同构"的现象,影响了立法功能的有效发挥与法律规范的实践成效。由此,以警察事务立法为例,就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配置的原则与标准进行探讨,并就完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配置的模式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     

论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法律解决机制

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在西方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有不同的模式 ,但基本上是由司法机关或专门的机关处理 ,而我国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机制尚未建立健全。随着地方制度的深入改革和权力下放的进程 ,要在坚持国家统一前提下 ,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完善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法律 ,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处理机构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实践和理论误区

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在立法、司法方面成就与不足并存,在行政方面法治化程度最低。加快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法治化是解决当前我国诸多重大问题的客观需要,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问题在实质上就是国家结构形式的完善问题,在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走出国家结构形式的几个理论误区: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联邦制奉行的是"双重主权"原则;单一制与联邦制相比,中央更具权威;完善国家结构形式,我们必须坚持单一制。     

中央与地方职权关系和组织关系比较

<正> 一、中央与地方取权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划分上。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又可分为:联邦制国家成员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的划分和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的划分;立法领域的职权划分和行政领域的职权划分。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财权与事权的合理划分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 ,也是我国行政体制设置与合理划分行政权力的重要内容。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的划分是非常模糊的 ,而借鉴西方典型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对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范畴与职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合宪性检视简

中国宪法不仅将“两个积极性”条款作为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同时也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任务”、单一制国家结构以及权力分工等规范,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确立了规则、界限和方法。宪法确立的“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任务要求最大限度释放地方财政,以激发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而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限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限度,要求财政分权必须保证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控制和监管。同时,横向分权与纵向财政分权互相牵制,体现为复杂的权力博弈形态。这要求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进行制度化规制,并最终导向公民权利的实现。     

德国央地事权划分及其启示(上)

把握和分析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经验,提炼其对于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启示,是进一步合理划分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途径。本文以德国为典型国家,基于德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结构定位、法律规定、基本依据、实际划分、典型案例、历史发展和基本趋势进行梳理和阐发,并且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划分的相关启示。     

德国央地事权划分及其启示(下)

把握和分析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经验,提炼其对于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启示,是进一步合理划分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途径。本文以德国为典型国家,基于德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结构定位、法律规定、基本依据、实际划分、典型案例、历史发展和基本趋势进行梳理和阐发,并且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划分的相关启示。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权责关系视域下推进中国官员问责制建设的路径探索

权责一致是问责制的基本原则。职责权限明确是实施问责的基本前提,权责关系不清已经成为考量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实施效果的一大问题。可考虑通过实行"党政分合"新模式,以制度化保障党政关系科学化,区分党政的职能和权限;进一步完善央—地放权体制,合理划分和配置政府体系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科学划分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严格职责划分,健全部门职责分工与合作体系;明确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职责权限等措施,明晰权责关系推进我国官员问责制建设。     

中央与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法律问题

政府机构设置,是行政组织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全国的政府机构分为中央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组织两大部分。按照“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的要求,应当科学设置政府机构,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组织关系。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关系调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任何一种模式——集权或分权——都各有利弊,中央集权有利于树立中央的权威,进而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却具有体制僵化和损害地方自由的危险;地方分权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发展,但却有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进而危害国家统治的危险.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集权、分权与治理:法国中央政府的行政派出组织

作为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应对分权改革需求,平衡集权、分权、治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法国设置了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中央政府行政派出组织。法国中央政府的行政派出组织根据权限范围可分为一般权限和专门权限两种,其利用自身严密性、多变性、专业性及整体性等特点,加强了中央集权,奠定了地方政府的雏形,构建了跨域治理的基本模型,调整了行政区划,形成了具有法兰西特色的行政派出组织。     

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美国的实践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启示

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规则是调整美国纵向府际关系的两大重要法案,它们在现实中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构成了美国纵向府际关系的制度基础。中美两国同为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因此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规则变迁的历史可以对我国纵向府际关系调整提供借鉴意义。要构建复合制衡机制、完善程序法治保障、探索分权式单一制体制、创造政府间良好竞争氛围、纵向权力划分兼顾财权与事权以及破解"职责同构"并推进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与运行差异化,从而实现纵向府际关系的协调与良性发展。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基于多省调查数据分析

目前,我国财政体制中多存在政府缺位、越位、错位问题,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财政收入权限划分模糊。应该正确处理好政治体制与财政体制、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三方关系,通过更合理、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政府拥有与其所承担的职责相适应的财政收入,以保障生活在不同辖区的人民群众公平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实现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目标。     

中韩地方政府税收自主权比较研究

税收自主权是地方财政自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权纵向划分的结果。中国和韩国都是单一制国家，具有悠久的中央集权历史，采用集权型分税制。与中国地方政府相比，韩国地方政府在税种开征、税率调整、税收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限更为广泛、征收形式更为灵活，为维持地方财政自立度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提供了有效保证。中国可在保持中央政府税收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借鉴韩国经验，完善法律体系、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收立法权、放宽税率调整权和管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