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演进——基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规范性分析

犯罪治理不仅是针对犯罪人的国家治理,也是关涉整个人口的社会治理。科学评价犯罪治理绩效,依赖于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各项社会数据的支撑。犯罪治理模式的演进受客观治理资源的制约;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与犯罪治理模式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年龄效应”的相对不变性。结合联合国公布的人口老龄化指标,以及1949年建国、1978年改革开放、2000年跨世纪等特殊年份,中国犯罪治理模式演进过程呈现为：在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社会阶段,政治运动总体治理(1949年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社会阶段,运动治理迈向常规化(1978年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在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社会阶段,依法治理常规化主导(2000年至21世纪2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2025年至21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宏观社会制度设计、微观符号这四个层面的规范性比较,探寻中国犯罪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与未来走向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中国国家治理面临全新挑战,开始踏上艰辛曲折的现代化之路。只有全面考察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才能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才能更好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走向。中国国家治理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萌芽、发展和成熟。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历史积淀的超越,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要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国家治理模式。     

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制安排——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政治发展与政制发展构成了一种互动性关联.本文从国家政制层面,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进行分析,提出了一种政治解释模式.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制架构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二是政权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民主制度,主要是政治协商制度;四是基层自治制度: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五是和平统一制度:“一国两制“.这五方面,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政制架构.也是“中国特色“最本质的内容.开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新境界,就要坚持、完善并发展这些政制架构,在更高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下“中国模式”的内涵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模式,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下,客观地阐释它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分析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同时,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从中国发展道路的高度来探讨和研究。作为一个全面性、整体性概念,＂中国模式＂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根本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核心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保障,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的集中体现。     

欧美社会福利立法典范的制度演变与历史规律

2010年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标志中国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立法与社会福利财政时代来临。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成为国家发展社会政策与战略目标。本文按照历史发展顺序,首次简要描述了英国17-19世纪社会救助立法与济贫制度,英国18-19世纪劳动就业工厂立法与公共健康立法,德国19世纪社会政策、社会立法与社会保险制度,20世纪早期英国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体系,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保障立法与社会保障制度,20世纪中期社会福利立法与福利国家制度,20世纪晚期福利国家改革与福利治理典范,21世纪早期全球社会政策与全球软法福利治理模式,共计八种社会福利立法典范的历史演变轨迹和结构性特征。概括了西方社会福利立法典范变迁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分析了社会福利法律体系结构性转型的普遍规律;揭示了欧美社会由社会控制、社会行政、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到社会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发现西方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由社会救助,经过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阶段,发展到社会福利和社会福祉,由民族主权国家福利立法发展为全球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立法等发展规律;指出了西方国家政治、法律与福利制度现代化历程与结构转型方向,为法治国家与福利中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论中国社会公共政治的形成与实现

中国社会政治形态,是中国模式的政治构成内容,因此,无论对于认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者所谓"北京共识"本身,还是对于从世界范围现代化进程中认识中国政治特色及其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社会政治形态是治理形态和治理模式的政治前提,关于中国治理模式的政治原因和规定性的分析,需要从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角度入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民主党派最现实、最直接的价值追求

价值追求是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准备和政治优势,中国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致力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从历史发展到今天,追求民族解放,建立民主政治国家,实现民富国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党派最现实、最直接的价值追求.     

范式转换与视域交融——兼论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四个向度

不同的历史境遇和社会需求赋予公民社会不同的时代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在历史演进中实现了三次范式转换,研究重心分别指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应以一种视域交融的思维方式探索一条融制度环境、经济基础、精神家园、社会治理"四位一体"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路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观,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新境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内在逻辑与功能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展现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的基本特点,呈现出的是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间统一的运演逻辑。这一政治权力模式有效地消除了"权力过分集中"和"权力过分分散"带来的诸多弊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提供了结构性权力支撑。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高度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在解决稳定政权、协商民主、腐败治理、消减贫困等问题方面展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一系列的优势和实践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50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

21世纪上半叶中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任务和战略部署大体可分三步走:第一步,2030年,全面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简称共富社会);第二步,到2040年,全面建成共同富裕社会;第三步,到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现代化,具有四大基本因素,即现代化因素、社会主义因素、中国因素、绿色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目标的实现路径,就是要实现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六位一体的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中国对人类发展将做出经济、创新、绿色、文化和全球治理贡献。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政治逻辑

超越既有文献关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短时段观察和碎片化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划分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起步、深化、优化与固化期,分析"党让社起""党助社长""党规社治"到"党进社强"的历史演进,呈现出共产党建构政治秩序的主体性、路径性和效能性。正在兴起的政党统合社会关系的模式源起于超大规模国家的复杂治理需求倒逼,其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朝向区别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前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未来图像,为理论研究深化提供了新的方向。     

中国模式与瑞典模式之比较研究

中国模式与瑞典模式都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模式与瑞典模式在指导思想、政治目标与政治制度、价值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社会政策、历史走向和发展前途等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模式与瑞典模式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而瑞典模式本质上属于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分析

民主价值观具有普适性，而民主模式具有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体现了人类民主价值观的共性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性。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普遍的民主价值观，党的领导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依法实现民主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需要不断完善，其现实路径就是坚持和完善执政党自身的党内民主、党际间的协商民主、人民代表的选举民主、基层自治民主和民族自治民主，这一多样化民主形式并进、以党内民主引领社会民主的民主发展模式。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要根据国情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民主政治道路。     

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历史的经验研究

以往公共治理模式的研究,基本是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视角下,对于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研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更加是一个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通过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经济特别是土地及其相关制度是影响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决定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历史基因并对之后的治理模式持续产生影响。     

试析李大钊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渊源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是中国最早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者.历史表明,中国正是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沿着非资本主义前途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值此纪念李大钊11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仅就他关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渊源谈点个人浅见.     

中国新发展模式的逻辑建构: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新发展模式是一个有机的战略整体,注重全面协调和整体有序推进。其中经济模式是发展根本,政治模式是发展保证,文化模式是发展灵魂,社会模式是发展支撑,生态模式是发展基础,党建模式是发展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总体发展目标。只有深刻认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和实际,中国新发展模式才能找准依据、对准突破口、确立目标方向。中国新发展模式呈现出复合性、层次性、时序性、调适性和整体性特征,这要求我们按照"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个方面,按照"六个紧紧围绕"的改革发展思路,以创新体制机制和构建科学化制度体系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国家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论析

国家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前提。实现国家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制度路径上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路径上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在生活路径上持续推进和维护社会和谐政治秩序。     

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共产党

20世纪既是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世纪,又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重要历史时期。100年间,中华民族由苦难走向新生,社会主义在中国勃然兴起。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社会变迁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它是近代中国社会深刻变迁的进步产物,是最先进的新型革命政党。它的产生使20世纪中国社会走向正确方向。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既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又是其主要标志。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鲜明主线。     

统战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和谐是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是人类崇高的理想和不懈的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21世纪中国统一战线的实质与特点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也是统一战线大有作为的世纪.在2000年12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结合党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21世纪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概括起来就是"四个离不开",即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离不开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统一战线,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统一战线,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离不开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