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子政务的网络舆情危机治理

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是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强,同时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已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发生的危机,最适合在网络虚拟空间里解决。电子政务视角下网络舆情危机的治理模式表明,构建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舆情研判机制、健全基于网络平台的危机舆情公关机制、建立基于政务协同系统的危机舆情应急联动机制将会有力提升政府对虚拟社会的治理能力,为构建网上网下和谐舆论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引导机制与效果研究——基于东部W县4个网络舆情事件的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的理论研究,文章通过东部W县4个网络舆情事件案例,对地方政府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及其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网民感受到地方政府的结果引导程度愈高时,网民的顺从行为愈低,投机行为愈高,同时网民的认同度、满意度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质量愈低,不利于网络舆情引导;而当网民感受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引导和社会引导程度愈高时,网民的顺从行为愈高,投机行为愈低,同时网民的认同度、满意度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质量愈高,更有利于网络舆情引导,并提出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从结果引导向行为引导、社会引导转变的建议。     

政府危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问题及对策

与政府部门或个人有关的突发事件极易成为舆论中心,引发喷涌状的网络舆情。由于网络舆情应对体制、机制存在缺陷,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网络舆情缺乏正确认识和基本应对方法,因此在政府危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中普遍存在着应对不当、处置不力、引导无方的问题,严重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在互联网与网络舆情深度互动的现实背景下,以创新思维,健全联动机制、预警机制、处置机制、引导机制和管理体制,提升网络舆情应对能力,不仅是重塑政府形象的必要,也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具体表现和有效途径。     

浅析灾后政府舆情管理体制的构建——以公民知情权为切入点

灾后公民的知情权具有限制性,舆情管理与引导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政府对于社会舆情反应过慢、社会网络发布的信息缺乏真实性、公众应急意识淡薄。因此灾后政府完善舆情管理体制的构建,需要完善舆情预测与预警机制、健全信息发布与舆情引导机制、提升政府的对外公关能力。     

网络舆情与引导机制研究

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兴起,考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协调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民意吸纳能力等社会治理能力。而且,网络民意有时表现为无序和非理性,这就给政府管理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本文对网络舆情的特点、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进行研究、探索。     

国家大数据战略下网络舆情系统化治理策略

国家大数据战略不仅为经济发展转型提供政策支持,为社会治理变革提供技术引领,也给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带来机遇与挑战。为系统化指导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工作、克服对策与建议过于零散、宏观的弊端,基于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网络舆情系统化治理路径,包括更新网络舆情治理的现代观念,重视治理技术创新,建立健全舆情管理的组织实施机制、舆情应对与处理机制,培育网络舆情治理人才,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建设等。     

从疑虑到信赖:网络舆情的政府回应法治化机制选择

社会事件经由网络曝光后,引起网络舆情关注,负有网络监管职能或作为事件一方当事人的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回应能力,逐渐成为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指标之一。网络舆情治理的方式和效力能够迅速渗入舆情事件本身并影响社会公众心理,政府回应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重点环节,需要通过塑造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逻辑、信守行政执法中的程序正义、从管制型政府向回应型政府转变等方面去建构法治化、规范化的政府回应机制,发挥网络舆情的良性引导作用,进而消除公众疑虑,提升政府公信力,保障公共行政的正义价值。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试论提升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三种能力

网络在给政府的社会治理提供新手段的同时,也给政府执政能力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必须从提高政府治国理政能力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网络舆情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加强网络信息监测、净化网络舆论环境与建立舆情危机应急机制入手,着力提升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研判能力、引导能力与危机处理能力。     

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逻辑分析——基于9件医疗类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妥善处置各类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对我国政府而言是全新的考验。通过对医疗类网络舆情案例的精心挑选以及从网络舆情的回应程度、回应方式、回应主体和回应行为等方面比较分析发现,我国政府在应对医疗类网络舆情事件中存在着主导式的回应逻辑,经过对主导式回应逻辑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主动性策略的采用、新媒体融合的内在需求和提高效率的逻辑表达是推动政府形成主导式回应逻辑的重要原因。通过具体案例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逻辑,有利于对社会转型期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机制提供有益性启示。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