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意见证据评价体系的完善与借鉴——以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比较为视角

我国对鉴定意见缺乏有效的审查与评价,相关立法规定笼统甚至缺失,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虚置,其审查判断也流于形式,并且专家辅助人等配套制度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制度进行考察,通过建立鉴定人保证制度,明确规定鉴定人责任;明确质证内容,推进实现实质化质证;进一步推进鉴定人出庭制度的落实,规范询问鉴定人规则;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等措施,可以促进我国鉴定意见证据评价体系的完善并推动相关制度本土化的实现。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若干问题探讨———基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司法鉴定的规定作了较大修改，对推进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有着重要意义；但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有些问题仍可探讨。刑事司法鉴定作为证据种类名称修改为“鉴定人意见”和“鉴定报告”更适合司法实践；重新鉴定启动权的不平等、重新鉴定无次数限定、对重新鉴定人的资质未作要求，将无法遏制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存在；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过轻、缺少鉴定人出庭经济补偿的规定、对鉴定人实施人身保护范围过窄且难以落实、专家辅助人提出意见制度构建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到鉴定意见的质证采信。     

当前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司法会计鉴定工作的思考

当前经济案件司法会计鉴定工作中存在不足之处。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亦对司法鉴定问题做出多处修订,如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引入了"鉴定意见"的概念,建立了鉴定意见采信和质证制度等。目前有关司法鉴定条款的修订对当前经侦案件侦查中司法会计鉴定影响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深入。考察新《刑事诉讼法》的变化,探究当前经济案件侦查中司法会计鉴定的影响,可以看出,必须尽快编制出台司机会计鉴定技术规范和标准、加强司法会计专业教育、提升司法会计鉴定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加强司法会计鉴定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和司法会计鉴定机构的督导和内部管理,才能适应当前司法会计鉴定实践的需要。     

鉴定意见与刑事错案——兼论鉴定意见的审查规则

实证研究显示，鉴定意见错误极易导致刑事错案的发生。鉴定意见错误的主要原因包括检材受污染、鉴定不及时、鉴定技术有限、鉴定人的疏忽以及鉴定意见造假等。完善鉴定意见的审查规则，应从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双重管道入手，以构建错案防治的重要路径。形式上的审查，包括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人是否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鉴定事实与案件待证事实是否有关联等，由法官自由心证。实质上的审查，包括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是否符合本专业的检验鉴定规程和技术方法要求。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鉴定人出庭制度和专家辅助人制度，是改变鉴定意见书面审模式，推动实质审查的关键。     

专家辅助人诉讼地位初探

2012年8月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这一制度对于弥补鉴定制度的不足、提高鉴定人专业素质、保证庭审质证的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法律并未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司法实践会面临诸多问题。应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以完善相关制度,增强可操作性,指导司法实践。     

论新刑诉法司法鉴定问题的修改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问题作出几处修改: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确立了生物样本采集制度,对鉴定人之出庭范围、人身安全保护、拒不出庭后果作出具体规定,并增设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修改之处在转变盲目依赖鉴定的观念、增强鉴定质证、吸纳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等方面呈现诸多亮点,但有关生物样本采集程序以及鉴定人出庭效果等方面依然有待完善。     

论强制医疗制度中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并将最终决定权赋予了法院。在此过程中，法官判断被申请人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关键证据是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而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则是确保鉴定意见客观、公正和准确的重要手段，针对目前鉴定人自愿出庭率极低的问题，应规定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     

对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鉴定人出庭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较好地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理念,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相一致。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和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是当前侦查、审判等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分析了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法律规定和我国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作证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措施,以期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保障鉴定人出庭之程序完善探析——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鉴定意见有“科学证据”之称,但因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很少为外界所知晓,鉴定方法也因涉及专业知识亦非多数人所掌握,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常受到外界的质疑.鉴定人出庭对于人民法院查明案情,保证案件质量,化解社会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多年来,鉴定人出庭率低这一现象始终没有改变.本文先从决定权错位、制度缺失、积极性缺失三方面分析限制鉴定人出庭的诸多主客观因素,然后从启动主体、启动条件、启动程序、保障鉴定人权利四个方面提出完善对策.     

从警方鉴定人出庭现状谈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目前的鉴定体制下,大部分的鉴定结论是由侦查部门作出的,因此,作为警方的鉴定人,出庭作证对实现鉴定结论的法律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存在缺陷、相关法律不完善、保障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包括警方鉴定人在内的鉴定人出庭作证率低,为此,应当从司法鉴定制度建设、立法完善和人权保障入手,完善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论鉴定人出庭作证与刑事科学技术规范化建设

鉴定制度是我国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门,在诉讼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随着法制的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将是常态化的工作,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部门要以此为契机,加强规范化建设,为鉴定人出庭作证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职业化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构建具有竞争力的职业化的公务员队伍,这既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改革的重点,也是政府机构改革成败的关键。公务员职业化是一个公务员由非职业化到职业化、由低度职业化到高度职业化演进的动态过程。对公务员职业化程度和水平进行评价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系统的职业化评价指标体系。     

论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异位——以侦查阶段的制度缺失为主线

专家辅助人制度应能有效改善我国司法鉴定活动现状,但须切实赋予专家辅助人参与和监督鉴定活动的能力。现行立法下,专家辅助人申请阶段局限于审判阶段,而鉴定活动往往集中在侦查阶段,如此造成专家辅助人无法参与和监督司法鉴定活动的矛盾,极不利于专家辅助人制度效果的发挥。要彻底解决我国"自侦自鉴"模式下带来的鉴定意见不公开、不公正情况的问题,应当从鉴定的源头抓起,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委托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以达到改善侦查阶段的鉴定活动问题的目的。     

论信息化侦查与公民权利保障

信息化侦查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一种崭新的侦查模式,其对提升打击犯罪的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对信息化侦查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侦查机关尚未建立内部防控机制,侦查机关及其人员保护公民权利的意识薄弱,从而导致信息化侦查过程中公民权利尤其是公民的隐私权经常受到侵害。必须通过加强对信息化侦查的规制,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树立侦查机关及其人员权利保障意识等途径,实现信息化侦查中保障公民权利之目的。     

完善我军战时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考量

作为战时刑事诉讼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军现有的战时刑事侦查程序还存在相关军事法规立法层次偏低和启动程序不具有战时适应性、实行程序不尽完善等明显问题。在新修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正式实施之际，建议提高相关军事法规的立法层次，实行具有较好战时适应性的随机性侦查启动模式，完善战时刑事侦查实行程序的特殊规定。     

论职侦案件询问初查对象及其合理规制

询问初查对象与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所区别．具体体现在是否具有强制性、适用的程序规则以及被调查人的身份和权利。部分检察机关通过询问初查对象即获取了被调查人的口供，并存在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自由的现象，其询问活动也没有按照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进行。为了询问而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自由超过二十四小时属于非法羁押，通过初查询问规避法律限制性规定，则会架空《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讯问的规制。应当明确侦查机关可以传唤初查对象到案接受询问，但不得超过十二小时，询问初查对象所获材料不能作为被告人供述使用．如果询问初查对象过程中存在应当排除所获供述的非法取供行为．侦查机关之后讯问所获得的口供也应当排除。     

诱惑侦查之立法困惑——新刑诉法第151条的相关问题讨论

为了惩治犯罪的需要,现实中侦查机关经常采用有关人员隐蔽身份搜集信息、获取证据的手段,但是刑诉法中一直未见其相关规定。实践中的频繁运用与法律上的空白规定不符合目前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新修订的刑诉法在"侦查"一章"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作出了相关规定,对此种侦查措施进行法律调整。然而,该规定仍然存在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比如其在章节中的位置问题、但书的内涵等。     

我国反倾销立法中有关倾销与损害的法律问题研究

倾销与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倾销构成确定的重要因素。我国《反倾销条例》对于倾销与损害的认定及因果关系的构成做出了较明确的规定 ,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文章剖析 WTO《反倾销协议》及欧美反倾销立法有关规定 ,指出我国反倾销立法的缺陷并提出完善建议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及其完善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选择和运行好坏直接影响着合作办学工作的开展是否顺利。本文在对目前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管理机制、适时开拓新专业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将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