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

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亚洲国家中处于前列,但是地区之间的投资环境差距较大。改善投资环境应该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应当从实施优惠的激励性政策转向实施基于规则的规范性政策,坚持以人为本的导向,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基础上改善劳动投资环境,使全体人民受益,尤其让贫困人群受益。     

我国旅游投资宏观环境的优化

本文在分析中国旅游投资现状的基础上 ,指出了旅游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健全旅游投资引导机制 ;调整投资结构 ;开拓融资渠道 ;促进旅游投资外部环境的综合改善等相应对策 ,以优化我国旅游投资的宏观环境     

将环境保护纳入国际投资协定的必要性

将环境保护纳入国际投资协定将成为大势所趋,其必要性体现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环保意识全球化互为背景,彼此不可能割裂;投资与环境互有影响,发挥积极影响抑制消极影响成为当务之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求投资与环境一体考虑,绿色投资成为时世所需;解决与环境有关的投资争端更需要明确的国际规则依据。为此,中国应加强有关规则的研究,在某些实质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提出符合国家利益的主张。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

区位优势的选择是中国发展境外投资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区位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要素诱发理论等对跨国企业区位选择具有导向作用。目前,影响跨国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有: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直接目标;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是否有利于发挥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否有利于中国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对中国境外投资的影响;科技创新环境和科技人员的可得性等。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重点在于: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积极开展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加快投资于东欧地区和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等。     

扩大吸引欧美国家到厦投资的探讨

厦门特区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卓有成效,欧美投资项目在厦外商投资中的比重呈不断上升之势,且其项目质量也较高。作为今后招商引资的重点,厦门扩大吸引欧美投资应:引入非价格竞争观念,建立更为科学的招商引资机制;积极开辟招商管道,建立更广泛的招商网络;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契机,提高对欧美投资的吸纳与消化能力;继续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环境对欧美投资者的适应性。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风险与监管刍议

本文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现状、投资风险、监管机制及投资渠道等进行分析评估,并针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运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大债券市场的建设速度、改善股票市场的投资环境、降低海外投资的风险水平及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体制等对策和建议。     

民间投资的制约因素与激活对策

民间投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投资主体之一 ,激活民间投资 ,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的主体作用 ,促进民间资本向市场领域投资 ,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民间投资的社会舆论环境、法治环境、政策环境、政务环境、社会保障环境体系和投资服务体系。     

略论当前我国的宏观投资环境

近年来，我国的宏观投资环境存在一定问题，它不仅影响投资决策和投资的顺利进行，而且对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不良影响。因此，要真正改善和优化宏观投资环境，应从完善制度环境和舆论环境着手。     

进一步优化厦门经济特区投资环境的若干思考

自建立经济特区以来,厦门投资硬、软环境日益完善,为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必须着力优化投资环境,并坚持以硬环境建设为前提,以软环境建设为重点,以适度超前为目标。为此,要更新观念,树立超前意识、整体意识;继续完善投资硬环境;加快市场化改革,再创体制优势;提高产业配套水平。     

西部投资环境的分析和对策

良好的投资环境已成为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西部的投资环境在基础设施、市场环境、人文环境以及西部开发的政策等方面存在着不足,不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为了使西部开发吸取大量的资金投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是要寻求外商在西部投资的均衡点,二是要高度重视改善投资软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韩国的东南亚外交：目标、手段及其启示

早期韩国外交囿于东北亚区域,但近年来,韩国日益以中等强国的进取姿态,试图超越东北亚外交的局限,向亚洲乃至全球层面扩展影响力。其中,东南亚已上升为韩国外交的战略区域。以经济利益为重心,韩国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拓展安全合作,提供发展援助,推动环境和文化外交,全面追求其在东南亚的政策目标。韩国外交的这一态势,会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山东制造业基地的形成

区域化是全球化的表现,制造业转移是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反映,东北亚区域合作为山东半岛制造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山东以建设半岛制造业基地为总抓手,加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已取得明显成效,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半岛制造业基地未来将继续面向东北亚,立足两个核心区。在东北亚经济合作模式中,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作为中日韩地方政府合作交流的发展模式,不失为一种难得可贵的探索。     

论双边投资条约对国际投资法的发展：中国视角

双边投资条约已代替模糊的国际习惯法形式而成为当今国际投资法的最主要的法律形式,从中国视角对国际投资法由形式至内容的这场变革作出确切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双边投资条约是两大阵营在国际投资体制陷入僵局之后,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所选择的打破僵局的灵活方式,这一新的法律形式对国际投资保护法及国际投资自由化法律的发展各有不同。双边投资条约至今仍是以特别法形式存在的双边条约,从中并未产生确定的国际习惯法。     

浅议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文章立足于中国-东盟这一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的事实,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双边投资协议中达成的共识为基础,同时借鉴现代双边、多边投资协议(包括东盟关于投资争议解决的已有规定)中关于投资争端解决的先进做法,提出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建议.     

外资税收优惠问题探析

税收优惠对于我国吸引外资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逐步深入和对外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外资税收优惠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并加以适当的调整。     

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5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政府在风险投资业中的作用

在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过程中 ,美国政府政策的变化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政策主要是改变了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 ,从而影响其发展。借鉴美国的经验 ,我国政府可从建立和健全风险投资法律法规体系 ,制定鼓励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建立活跃的第二板市场等几方面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予以支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制度安排模式探讨

建立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对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建设意义重大。中国和东盟相互投资日益增长,各国的投资政策相应改善,但投资环境仍不理想。CAFTA下现有的投资制度包括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边投资协定,CAFTA的协议和各国共同参加的世界性投资公约,但对构建CAFTA的投资法律体系远远不够。CAFTA的投资制度安排的模式可以采取多边协议、分层次的双边协议、各投资专题的多边协议的叠加等模式,各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障碍,中国应当积极推进CAFTA投资法律制度的建立,并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国际秩序转型中的东北亚安全合作——地缘环境、意识形态与一般原则

东北亚正处于国际秩序再造的重要转型期,其独特的安全环境与安全结构,加之复杂的历史因素与意识形态,造成了这一地区巨大的安全压力。疏解东北亚安全压力的最佳方案是,规避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倡导多边性质的区域主义,促成东北亚安全合作,建立东北亚安全新秩序。为此,必须坚持平等互利、互信协商、互相尊重和共同发展、循序渐进、开放性的原则。     

绿色消费的测度、分解与影响因素分析

缺乏科学客观的绿色消费评价指标体系，严重制约了宏观层面绿色消费的量化研究。基于宏观视角，借助两阶段贝叶斯模型平均法等方法开展了绿色消费的测度、分解与影响因素分析。通过构建包含生产、生活、生态三个子系统的绿色消费指数指标体系并测度发现：21世纪以来我国绿色消费指数不断上升，三个子系统指数的变化呈现出明显差异。指数分解发现：经济增长是我国绿色消费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技术不足和生态环境欠佳制约了中国绿色消费发展。从经济、技术和生态三方面检验影响我国绿色消费的主要因素发现：总效应方面，投资和城市化对绿色消费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由于研发投入成本高，前期创新投入对我国绿色消费发展有负向影响；经济分效应方面，投资和产业结构对绿色消费经济效应有正向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和生态修复具有负向作用；技术和生态分效应方面，消费、投资、生态修复对绿色消费技术效应和生态效应有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对于技术效应和生态效应具有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