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探析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指不以出卖为目的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它侵犯的客体是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和身心健康 ,其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 ,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出于直接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要收买者是被他人拐卖的妇女、儿童而仍决意予以收买。在认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 ,要分清其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界限 ,要分清罪与非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兼犯有强奸、非法拘禁、伤害、侮辱、虐待等罪 ,应当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所犯其他罪实行数罪并罚。对于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 ,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或者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并且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立法完善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法定刑设置存在很大争议。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件大规模适用从宽处罚情节且大量案件适用缓刑，打击力度过低，反映出立法存在问题。对本罪所侵犯的法益进行重新定位后可知，本罪不仅侵害了儿童的人身不可买卖的权利，更侵害了儿童的人格权、父母的亲权。本罪法定刑的设置，难以准确评价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从对向犯理论、刑法对于买卖动植物案件刑罚的设置、结果正义的要求来看，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其必要性。就以立法修改的方式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而言，“预备犯理论”“提高刑罚可能适得其反”“刑罚无用论”等理论障碍完全能够克服。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立法完善，可从提高本罪的基本法定刑、设置法定加重情节以应对特殊情况两方面进行。     

运用多元立法共治思维解决我国儿童拐卖问题

近年来,我国儿童拐卖问题已经呈现出案件数量的上升和案件性质恶劣的不良趋势,对社会公法秩序、家庭和谐、儿童身心健康等法益造成了严重损害。鉴于立法者认识到"买方市场"在儿童拐卖中起到的变相鼓励作用,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第241条中将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由原刑法的"有条件免责"修改为"有条件减轻刑责",意味着刑法开始采取"收买被拐卖儿童入刑"的态度来遏制儿童拐卖。这种考虑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儿童拐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单纯依靠刑法来打击显然不符合法治现代化的要求,另外刑法实务界对于"收买被拐卖儿童入刑"也并不完全赞同,导致新刑法的条款被冷落。实行多元立法共治不仅符合法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还能够通过不同部门法之间的立法协调的良性互动弥补目前强调单一刑法惩治的缺陷,但是要通过克服刑事立法的情绪化、完善民法监护责任、重新调整收养条件等解决现实存在的困境。     

婚姻型拐卖越南妇女犯罪原因分析

在中国,拐卖妇女至贫困农村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从拐卖国内妇女到拐卖越南妇女,表象背后的逻辑都基本一致:解决贫困农村大龄男性的娶妻生子问题。由于农村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从周边相对贫困的越南、缅甸、柬埔寨等邻国娶妻成为这些农村剩男解决婚姻问题的首选。然而,境外的妇女合法入境是一条艰辛漫长的道路,几乎无走通的可能性,而收买一名非法入境的越南妇女既方便又便宜,因而促成了大量的越南妇女被拐卖到中国各地农村。     

对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的几点看法──读报有感

对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的几点看法──读报有感阎德森由于职业关系，我每天都要接触到大量法制报刊，对有关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案件，甚为关注。掩卷之余，颇有“屡禁不止，严惩不绝”之感，总觉得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和思考。一、当前拐卖、绑架妇女...     

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犯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犯罪若干问题的探讨林亚刚为坚决打击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１９９１月９日４日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第４条、第５条分别设立了聚众阻碍解救...     

打击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犯罪动态机制的构建

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及婚姻状况、利益驱动及边境管理、法律瓶颈等原因,使得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打拐机制不健全,案件黑数较高,打击犯罪能力不强,办案经费以及同越南合作等方面的影响,侦办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案件的困难很大。构建打击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犯罪的动态机制,必须加强社会综合管理和打击犯罪力度,强化国际警务合作。     

浅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鲜有论及 ,然而 ,无论是条文表述还是相关法律适用 ,都有进行探讨的必要性。笔者在本文中对刑法第 2 41条第二、三、四、六款的理解和适用结合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透视 ,对为了收买 ,教唆或者参与他人拐卖妇女、儿童行为 ,然后又实行了收买行为的定性及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理想与现实的博弈:准确定位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与创新研究之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由于历史与未来之间并非线性的逻辑关系,两者之间总是通过当代的具体实践活动使历史得到延续或转折,实践探索始终受所追求政治理想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博弈所左右或矫正,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方向选择亦取决于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多民族国情、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制政治文明传统等现实的博弈,其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致;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与创新进程中,多民族的社会现实与各民族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和睦相处的民族精神始终是影响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发展方向并使之形成中国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之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优势是党的坚强领导、统一国家的强大实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建构与保障能力。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各民族成员之间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联系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制度保障,其中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各民族成员之间基础性的经济联系纽带,也是全国公有经济资源法定的不可分割的社会权力主体。     

关于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的几个问题

1991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国刑法第141条及其有关条款作了重大的补充或修改。这是对完善我国刑法的显著突破。本文拟就《决定》的有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受虐妇女杀夫的原因——对四川省某女子监狱的调查报告

通过对正在监狱服刑的受虐杀夫女犯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等研究．分析总结出她们杀害被害人的原因包括经常遭受被害人的家庭暴力、受虐之后得不到亲人和社会组织的有效支持等外部原因;以及文化水平较低、对家庭暴力的错误认知和不稳定情绪、法制观念淡漠等受虐杀夫妇女自身的原因。     

试论反恐专门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恐怖活动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国宦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加强反恐专门立法已经成为国际联合反恐、国内依法反恐的现实需要。从国际层面看，专门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从国内层面看，我国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和立法基础。在反恐专门立法中，要注重立足我国国情，并妥善处理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     

从社会成因看娱乐场所女性吸毒的防控

与传统毒品痛苦的身体依赖症状相比,有＂俱乐部＂毒品之称的冰毒、摇头丸、K粉等新型毒品的生理成瘾症状很不明显。在这种极具欺骗性和诱惑性的药理特性和女性被动依附人格弱点的双重影响下,娱乐场所的女性陪侍者乃至商业＂性＂交易者成了新型毒品的最大受害者,女性作为男性主宰下的新型毒品消费市场受害者的角色轨迹清晰可辨。当前的禁毒工作应着重强调对吸毒女性＂病人＂和＂受害者＂身份的理解和宽容;应在提高女性素质,增强其自立自强能力的同时,尽快建立针对吸毒女性人格特点的社区帮教支持网络。     

对三十例残害女性系列杀人案的实证分析

系列杀人犯罪案件数量近年来有明显上升趋势,其中以女性为侵害目标的系列杀人案件占大多数.本文对30起案例中的犯罪人从9个维度、被害人从3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认为:(1)系列杀人犯罪有一定规律性;(2)被害人中有一部分属于有责任被害人;(3)系列杀人犯罪人不全是变态者.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预防系列杀人案件发生、提高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的启示,以期为预防、减少此类恶性案件的发生提供依据.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被害人救助问题研究——兼论经验维度和规范维度的良性互动

被害人救助工作自开展以来受到社会的好评,在经验层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此同时,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展开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理论上的"自说自话",二是实践中的"我行我素",这种规范维度和经验维度的严重脱节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检讨被害人救助的规范研究,汲取被害人救助的经验成果,将是未来全面构建中国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必经之路。     

论边沁犯罪补偿理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借鉴

贯穿边沁著作始终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其立法理论中提出的犯罪补偿理论对当今社会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归根结底体现在作为犯罪被害人的权益难以通过此制度得到有效救济和恢复,许多被害人受犯罪侵害后终身处于贫困境地,身心极度痛苦,而我国又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因此,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借鉴边沁的理论,建立起补偿内容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的犯罪补偿机制,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犯罪被害人补偿的理论思辨及价值评判

随着刑事政策理论的发展尤其是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国家对犯罪被害人补偿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而不同学者对国家补偿的认识也各不相同。要研究国家与犯罪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补偿关系,必须弄清补偿关系的法理基础,从而可以从法理学的视角去论证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的价值内涵。     

中国海洋划界争端的国际法解读与对策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沿海国的工业化使全球能源需求急剧扩大,新的蓝色圈地运动使国际海洋划界争端日益增多并复杂化。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大国关系以及地缘政治都使中国有效地解决海洋划界争端变得更为艰难。海洋划界的国际法基础与司法实践以及东海与南海划界争端的国际法解读,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合法性与历史经验。为了持久地解决海洋争端,中国必须提高其综合国力、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确立海洋开发政策以及加强海洋法的教学与研究。     

关于恐怖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科学界定恐怖主义的概念是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逻辑起点,要正确把握当代世界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需要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对于中国本土恐怖主义问题,应该将其放在国际恐怖主义大背景中加以研究,同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必须加强对本土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国内、国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或畸形化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成因。如何积极而富有成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是摆在每个国家面前重大的现实任务。     

《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理论操纵及其还原

《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的损失分担制度,并非公平责任原则的一般条款。在行为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时由当事人分担损失,一般认为其理据在于富人对穷人的社会补偿理论,但这一理论并不必然得出特定的行为人分担受害人损失的结论。另一方面,受害人不具有任何过错令其无辜地自负损失也将有违人们结合成社会的根本目的。在行为人和受害人均不应承担损失的情况下,损害的发生实质上处于公共空间,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负担。至于具体的路径,通过社会保障而不是商业保险的方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更为适当。从长远看,构建意外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是解决侵权法内在价值冲突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