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宗教——从《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说起

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在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美国法律信仰发生了整体性危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他将法律与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二者既存在张力,也有复合。纯粹理论上的法律与宗教是互动的关系,现实中的政府与宗教不可分离,法律信仰保证法律制度很好的实施,因此,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的确有其合理的成分。     

法律的信仰与信仰的法律——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及其对现代司法的影响

健全的社会必须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法律信仰。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涵义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探讨。法律与宗教构成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渗透。法律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要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确立法律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移植法律在中国的困境——关于法律信任问题的若干思考

本文借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在法制现代化的今天,中国目前实际上并不存在伯尔曼说的法律与宗教脱节所带来的法律集体信仰危机,亟待解决的是民众对国外移植而来的法律的不信任问题。如何保证法律利导性的实现,这是外来法律得到我国人民的信任的关键。     

宪法之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先生的这句箴言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而对法律信仰的建构又应以宪法信仰的建构为首要任务。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不应忽视对宪法宗教性基础的挖掘与深思。宪法信仰与宗教信仰有独特的契合点。要建构宪法法之信仰必须确立宪法的权威,完善诉讼的仪式,增进宪法真善美的内容,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     

对“法律信仰”的批判

“法律信仰”这一命题是国内学者对伯尔曼教授本义的误解。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中国法制化建设的关键是树立法律信念、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倡导“法律信仰”会使国家法律丧失不断改革、完善和进步的可能与动力,从理论上把中国法治建设引入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和批判。     

我们的法律与宗教危机——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梁治平先生的《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一文对伯尔曼先生的《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篇代译序,它更是一篇《法律与宗教》中国化了的预言性文章。文章不乏真知灼见,虽属说理性文章,但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见解力不仅为我们概述了《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思想精髓,而且为我们开启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与中国宗教的大门。文章中富有深刻思想性的"我们的危机"的观念,不仅对《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提的西方的"整体性危机"一词有了中国化的透视,而且也形成了对生活于现代法制下国人的警醒。     

我们的法律与宗教危机——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简

梁治平先生的《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一文对伯尔曼先生的《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篇代译序,它更是一篇《法律与宗教》中国化了的预言性文章.文章不乏真知灼见,虽属说理性文章,但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见解力不仅为我们概述了《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思想精髓,而且为我们开启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与中国宗教的大门.文章中富有深刻思想性的“我们的危机”的观念,不仅对《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提的西方的“整体性危机”一词有了中国化的透视,而且也形成了对生活于现代法制下国人的警醒.     

当代中国的“私人信仰”陷阱

中国宗教传统中公私界限的模糊混淆,导致了国家权力秩序与宗教信仰的复杂关系。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是一种既基于宗教却又不完全基于宗教的信仰方式,十分独特而又难以把握。中国社会中公共信仰与私人信仰的彼此分别,促使其神圣资源分配原则在公共权力、社会与私人之间形成一种三角变量关系,而公共信仰及其对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其中的主要变量。因而,当人们只信任自己、不相信私人之外的存在的时候,就会最终导致信仰如何被信任的危机。要走出陷阱,就要促使私人信仰方式逐渐获得现代社会认可、理解的交往结构及其行动逻辑,为此,必须兼顾宗教信徒和国家公民的双重身份。这对于保障私人信仰及其权利、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坚持宗教发展中国化方向均有重要作用。     

法律信仰的困境与层次

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与其宗教信仰传统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其法律信仰的形成直接地源自于宗教信仰的传统。伯尔曼指出：在作为整体的西方人看来，过去两千年间历尽艰辛建立起来的两方法学的伟大原则，例如公民不服从的原则，旨在使人性升华的法律改革的原则，多种法律制度并存的原则，法律与道德体系保持一致的原则，财产神圣和     

西班牙宗教事务及其法律治理问题研究

西班牙的宗教传统十分浓厚。进入现代之后,西班牙通过宪法和宗教自由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和平等保护原则,逐步形成处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框架,经历了兼有成功与挫败的法律实践。西班牙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基本经验包括政府与宗教团体签订一系列双边协议、对宗教组织实行登记制度、建立社会多元化和共存基金会、尊重各宗教团体的特殊习俗、立法支持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以及设立宗教自由顾问委员会等,形成了一种与时俱进、富于创新的宗教法律治理模式。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