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贪污罪之犯罪对象

贪污罪常见的犯罪对象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对“公共财物”的定义,结合案例分析贪污罪新型的犯罪对象,从刑法的立法目的、贪污罪与其他财产性犯罪的比较、国际社会对贪污罪的考量等多角度出发,就贪污罪的犯罪对象问题展开研究,应该扩大贪污罪犯罪对象“公共财物”的解释,并将无形财产、财产性利益等纳入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试论贪污罪犯罪对象的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的一则案例,定贪污罪还是诈骗罪,存在严重分歧。贪污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对象是否是公共财物。而理论和实践中对公共财物的界定模糊,导致实践中认定贪污罪存在争议。现行刑法规定,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是公共财物,特殊贪污罪的对象包括国有财物、应交公的礼物、保险金和单位财物。这一规定已落后于司法现实,亟待调整。立法应将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扩大到公私财物。     

集体所有的财产不宜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根据现行<刑法>中贪污罪的有关规定,集体所有的财产不宜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谈贪污罪的主体及犯罪对象的变化

打击贪污犯罪是我国新刑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认定贪污罪主体及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有利于准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被罪，对正确定罪量刑有重要作用。     

如何认定贪污债权行为

对于债权等财产性利益是否能作为贪污罪的对象,在刑法理论上存在争论,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对某种行为之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彼罪上的认定差异。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贪污罪几个问题的研究

贪污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的犯罪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 ,有关贪污罪的种类、共犯、犯罪主体、犯罪对象、犯罪目的等疑难问题有必要进行研究 ,才能正确理解和准确执行刑法的有关规定。     

论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及其它

作者主要就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客观特征之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只要是利用了贪污罪中的职务上的便利，不论内外勾结者谁是主犯都应以贪污罪论处；挪用公款后不退还属退赃性质，其非法占有赃物阶段，已不具有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时空性，永远不能转化为贪污罪；应该区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职务派生的便利，前者才可构成贪污罪；刑法第２７１条第２款与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属于两个不同范畴，前者应修改为依职务侵占罪论处。此外，贪污罪对象也应适时地改为“国有财物”     

贪污罪理论研究六十年

建国60年来,刑法学界关于贪污罪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从研究历程上看,贪污罪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建国初期到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从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到1997年刑法典的系统修订,自1997年刑法典系统修订并颁布实施至今。贪污罪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贪污罪的概念界定,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贪污罪的共犯形态,贪污罪的停止形态,贪污罪的定罪量刑,贪污罪的立法完善等。贪污罪的理论研究对依法惩治贪污犯罪、促进贪污罪的立法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受委派从事公务”之法理分析——从一起错案兼谈贪污罪之理解

贪污罪包括职务型贪污、委托型贪污和委派型贪污三种情形。前两种之贪污对象都是公共财产,后者之贪污对象不是公共财产。司法认定之难点在于后者。     

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之比较——兼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从保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出发,增设了职务侵占罪,并且将贪污罪从侵犯财产类罪中分离出来,列入贪污贿赂罪专章,标志着我国立法对贪污罪的规定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上述两罪的理解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争议。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贪污罪的对象只能是“公共财     

关于贪污罪主体立法的再认识

由于受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主体范围的规定一直比较宽泛 ,1 997年修订刑法 ,虽然部分缩小了贪污罪主体范围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于宽泛的贪污罪主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 ,主导思想不明确、打击重点偏移、刑罚失衡、办案难度加大等问题无不与贪污罪主体范围宽泛有关。笔者在对贪污犯罪客体、贪污罪犯罪属性、贪污罪主体的本质特征等问题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贪污罪主体立法 ,精简贪污罪主体范围的主张     

论我国贪污罪主体的立法沿革与趋向

1997年刑法颁布前,我国对贪污罪主体的立法始终缺乏内在的统一标准,有时侧重于贪污罪主体的形式特点,有时又侧重于贪污罪主体的实质特点,导致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时而扩大,时而缩小。1997年刑法中以贪污罪主体的实质特点为主线,以贪污罪主体的形式特点为辅线,设定了相对合理的贪污罪主体及其范围。但是,在新形势下,受国有资产的保护方式、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保护、主体立法模式、与职务侵占罪的互补关系等多种因素的驱动,贪污罪主体的设定仍需进一步修正。     

几种特殊贪污犯罪主体的司法认定问题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主体的规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坚持以国家工作人员为贪污罪法定基本主体的基础上，根据国有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通过特别刑法规定及司法解释，不断丰富和发展贪污罪主体的内涵。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类特殊贪污犯罪主体进行针对性研究，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相关法律的精神。     

厘清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观定性及转化问题

挪用公款罪是职务犯罪中比较易发多发性刑事犯罪。由于挪用公款罪脱胎于贪污罪,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此司法机关在认定是此罪还是彼罪时常常存在着一定困惑。本文以典型的司法案例为切入点,探讨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观目的认定上的歧义及由挪用公款转化为贪污的相关问题,以期进一步完善挪用公款罪的相关理论,为司法实践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贪污罪定义辨析

目前刑法学界对贪污罪的定义均未全面而恰当地概括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情况 ,有必要对贪污罪的定义重新予以认识。狭义贪污罪定义应当是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公共财物的行为。广义贪污罪就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他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所在单位的公共财物或其他财物或者依法应当交公的礼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     

对哲学核心对象、哲学一般对象和哲学潜在对象的界定与辨析

从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维度来看:可将哲学对象划分为核心对象、一般对象和潜在对象三个层次。哲学核心对象是指已进入人类实践活动领域、实践活动过程的世界;哲学一般对象是指地球之外的整个已知总星系宇宙世界;哲学潜在对象是指迄今尚未被人类观察感知到的未知宇宙世界。哲学对象的混乱,必然导致哲学理论的混乱,只有对哲学对象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才能为哲学理论的不断健康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逻辑前提和科学合理的逻辑基础。     

贪污罪主体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贪污罪主体的认定一直是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其根源在于对贪污罪主体本质属性认识上的分歧。本文在科学揭示贪污罪主体本质属性基础上 ,对新刑法规定的贪污罪主体范围作了探讨     

贪污罪实行行为的教义学解读

立法与司法解释大幅度提高贪污罪入罪数额之后,进一步加深了贪污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等罪处罚不协调的现状。因此,当下有必要重新思考贪污罪在今日法秩序的规范性意义。首先,贪污罪的保护法益应回归于单一的财产法益。其次,按照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及目的解释的要求,贪污罪的实行行为应限制解释为侵占一种,"窃取""骗取"是指侵占内容下实施非法占有的不同行为手段,而非等同于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构成行为。     

劳动教养适用对象之立法评析与立法完善

现阶段 ,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散乱地规定于有关劳动教养法律、法规及司法文件中 ,无论是在立法规格、立法技术 ,还是在立法内容上都存在严重缺陷。通过劳动教养立法对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予以完善十分必要。完善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 ,应处理好内、外两种关系 :即劳动教养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内部关系以及劳动教养与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的外部关系。未来的劳动教养法对于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宜采取总则与分则结合规定的立法模式 :即总则对适用对象作原则规定 ,分则对适用对象作具体规定。     

劳动教养适用对象之立法评析与立法完善

现阶段 ,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散乱地规定于有关劳动教养法律、法规及司法文件中 ,无论是在立法规格、立法技术 ,还是在立法内容上都存在严重缺陷。通过劳动教养立法对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予以完善十分必要。完善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 ,应处理好内、外两种关系 :即劳动教养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内部关系以及劳动教养与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的外部关系。未来的劳动教养法对于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宜采取总则与分则结合规定的立法模式 :即总则对适用对象作原则规定 ,分则对适用对象作具体规定。